孩子，我们一直在找你

口述：杨妈妈

整理：杨瑾

编辑：奚卫国

2026-7-21

编者按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了三十多年，留下的悲剧数不胜数、难以尽述。关于那些被迫与家庭分离的孩子，已有许多文字记录，但有一类受害者却常常被忽视——那就是这些孩子的生身母亲。

每一个被遗弃或被送走的孩子背后，都站着一位被逼到绝境的母亲：躲藏、逃亡、在国家和传统观念的重压下，亲手割舍自己的亲生骨肉。她们的声音被湮没，她们的痛苦无人知晓，只能在暗处独自承受。

今天，我们分享这位母亲的亲口讲述，是对她的勇气致敬，也是为了让那段黑暗岁月里无数女性所承受的苦难被看见、被铭记。愿世人永不忘记这场深重的人为灾难——也愿这份记忆，能警醒未来，不再重演。

我家住安徽省芜湖市下面的一个农村。1987年5月5号，我跟丈夫成了家，第二年5月22号，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闺女。那时候，家里就我们三口人。按我们农村当时的政策，我们家能分到四亩多田。跟1980年以前比起来，这回我们算是正儿八经有了四亩来地的使用权——除了交公粮，地里的收成剩下的全归自家，这就算纳税了。有了地，心气儿也不一样了，一家人干劲特别足，变着法儿在这几亩地上多打出些粮食、多种些菜。全家的口粮、日常花销，全仰仗这地里刨出来的那点收入。日子虽说过得紧巴，但好歹顿顿能把肚子填饱。

为了日子能过得宽裕些，1991年，我跟丈夫动身去了无锡市打工，这样好歹能挣点现钱。家里的田地，就托给了孩子的爷爷奶奶帮着种。

那时候的生育政策只准生一个。要是被发现生了二胎，不光要交一大笔罚款，妇女还得被拉去医院强行做结扎手术，把输卵管给切断断了。

我们农村老一辈人，骨子里还是重男轻女的老观念。我们家虽说也盼着能有个男孩，但从没亏待过女孩子。可我第二次怀上孩子的时候，心里还是怕得不行，不敢回家，一直躲在外面，就怕被村里的计生干部知道。那时候不让做B超，更不兴搞性别选择去堕胎。我只能在亲戚家东躲西藏，临产的时候，跑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小卫生院把孩子生了下来。心里是盼着这回能是个男孩，可生下来还是个闺女。我们对女孩没有嫌弃，可实在扛不住那阵子老家的村委执行的的高压计生政策，没法把她带回家。孩子连我一口奶都没吃上，就离开了我的身边。我们把她托付给了丈夫的姐姐来养，一直养到五岁，也就是1993年。那些年，我们每个月都按时寄抚养费过去，村里头的人也没谁晓得这事。

为了生计，我们继续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1995年，当我发现自己又意外怀上了，心里头翻来覆去，纠结得不行——这孩子，是要还是不要？真叫人拿不定主意。要是生下来又是个女孩，一旦被发现，不光要罚一大笔钱，还得被拉去强行结扎，那以后就再也不能生了。可万一是个男孩呢，虽说同样躲不过罚款和结扎，但好歹觉得值了。我俩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咬咬牙，决定再冒一次险，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跟第二个孩子那时候一样，我又躲到了外面，不敢让人知道。1996年7月16号，我在外地偷偷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虽说又是个闺女，但这孩子生下来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特别招人疼。我就在亲戚家里守着她，喂了她四十多天的母乳。那段日子，是我跟她最亲、最近的时光。可好景不长，计划生育的人迟早会追查过来，那阵势，我们实在扛不住。就在这四十天里，一边是最幸福的光景，一边又是最撕心裂肺的煎熬——我们只能暗地里打听，看看有没有人家愿意收养孩子。后来听说我们隔壁村有个老太太，她家有个亲戚在巢湖市，那对夫妻没有生育能力，正想抱养一个。就这样，我们做了一个这辈子最狠心、也最痛苦的决定——把孩子交给这位老奶奶，由她转送给那户人家。孩子出生刚满四十天那天，我们把孩子递到老奶奶手里，还特意包上一张写着她生辰八字的红纸，一并托付给了她。

村里头谁也不知道这事。为了日子能过下去，我们两口子还是选择继续出门打工。这期间，逢年过节也时不时回老家看看大女儿和二女儿。虽说那位老奶奶家离我们并不算远，可我们只知道孩子在巢湖那边，具体是哪个村、哪户人家、养父母叫什么名字，统统不晓得。而且在中国人的老规矩里，把孩子送给人家养，养父母那边多半不希望亲生父母再去打听、去联系。所以心里虽一直想去找老奶奶问问巢湖那边的地址，只想去偷偷看孩子一眼，可始终没真去开这个口。

还有一个缘由，那段日子里，老奶奶家里出了很大的变故——她儿子因为杀人，被政府枪毙了。我们觉得她正处在最难的时候，实在不忍心再去打扰她，就想着等过几年，等她缓一缓再说。

就这么一拖，一晃眼就到了2004年。孩子马上也要满十岁了，我们实在是想她想得厉害，就盼着能见她一面。心里盘算着，趁她十岁生日，给她办个生日宴，买点像样的礼物，也算多少弥补一下这些年心里的亏欠。更重要的是，也想亲眼看看她过得好不好……要是实在过得不如意，我们就把她接回来。

记得那天，我俩拎着大包小包，买了不少礼物，专门去拜访那位老奶奶。一开始，她怎么都不肯告诉我们养父母的具体地址，只说人家养父母不愿意被打扰。我们好说歹说，软磨硬泡，总算从她嘴里掏出了巢湖那边的地址——她大概是觉得路那么远，我们不会真跑去看孩子。

可我们思女心切，哪顾得上远不远，又另外买了许多礼物，按着地址找了过去。一路辗转，好不容易在巢湖市郊一个偏僻的角落找到了那户人家。可等我们说明来意，对方却一头雾水，说他们从没抱养过什么孩子。我们当时就懵了，只好又匆匆折回老奶奶家，当面质问她，孩子到底被送到哪儿去了？

这时候，老奶奶闭紧了嘴，一个字也不肯再说。我当时心里又急又怕，满脑子都是孩子是不是被她给卖了，一股火直往上蹿，怎么也压不住，就跟她拉扯起来，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实在没了办法，就撂下话：今天要是不把孩子下落说清楚，我们就不走了，天天待在你家里。

老奶奶被逼得没办法，才松口说，孩子被送到了“江苏高邮福利院”。我们怕她又是糊弄人，就紧跟着警告她，说我们会亲自去福利院核实的，你要是再说谎，怎么办？她当场指天发誓，说这回绝对没骗人，还拿自己孙子赌了咒。跟着又告诉我们，高邮福利院的院长是她亲戚，还说把孩子送过去，能领到一点福利补助。也就是说，当年我们把孩子送到她家之后，她压根没转给什么亲戚，而是转头就把我第三个孩子送进了高邮福利院。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一下子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方面，总算知道了孩子的下落，多少松了口气；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揪心起来，不知道孩子在福利院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人疼，有没有受委屈。那种急切的心情，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过去，看看她穿得暖不暖、吃得饱不饱。

我们一分钟也等不了，当晚就打了车，直奔“江苏高邮福利院”。那时候打车的钱贵得吓人，可跟孩子比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钱没了，我们可以慢慢打工再挣回来，可孩子的事，一刻也耽误不得。

坐在车上，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翻来覆去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这个老奶奶，怎么狠得下心把我的孩子送进福利院呢！孩子在里头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没有被人欺负？有没有饿过肚子？一幕幕不好的画面不由自主地往眼前冒，越想越怕，越怕越想。

那一刻，后悔、自责、亏欠，一股脑全涌上来，堵得我喘不过气。我恨自己当年怎么就做了那样的决定，恨自己没能护住她。那种感觉，就像刀子一下一下剜着心，我几乎要疯了。我知道，这会是我这辈子永远抹不掉的亏欠，也是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错误。

赶到高邮福利院后，一位负责人出来接待了我们。可一听我们是来找孩子的，对方立刻冷了脸，一口回绝，直接把我们挡在了门外。那一刻，我脑子里那根弦彻底绷断了，再也压不住心里的火和委屈，整个人像发了疯一样在福利院里又哭又闹，声音都变了调。

动静太大，很快惊动了周围的人，有人拨了110报警。没过多久，几位警察就赶到了现场，过来处理这事。我们抓住机会，一边哭一边把事情原原本本讲了出来，还指证说孩子是经某某院长之手受理送进来的。警察听了，这才出面协调，让他们把那位院长从家里请过来——原来院长已经退休了，大晚上的，人家是专程从家里赶来的。

等他到了福利院，听我们说明来意，知道我们是那位老奶奶送出去孩子的亲生父母，这才点了头，答应帮我们翻查当年的记录。

根据老奶奶送孩子过去的那天日期，老院长很快就翻到了记录。当我从档案里看到孩子的照片时，只一眼，我就认出来了——那就是我的闺女。可不知怎么的，我嘴上却假装认不出，故意问老院长，凭什么说这个孩子就是我家的。老院长倒也没嫌我多事，反复核对了送来的时间点，又把孩子留下的生辰八字跟我报的一笔一笔对了一遍，最后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没错，这就是你家孩子。我心里当然知道，这确实就是我那苦命的女儿。趁老院长转身去翻别的材料、没留神的时候，我偷偷掏出手机，把女儿那张照片拍了下来。那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一张照片，从那天起，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收着，到现在都没舍得弄丢。

接下来，我们再追问孩子后来的去向时，老院长就不肯多说细节了，只含糊地告诉我，孩子被一户条件比较好的人家收养了，还补了一句：“等孩子长大了，要是回来找你们，我们会把你家的地址和电话给她。”话虽说得客气，可我从他话里话外隐隐约约听出点意思——孩子好像是被送去了国外。但我不敢往深里想，也不敢往那个方向猜，心里又盼着不是真的，又怕是真的。

虽说总算知道了孩子进过福利院，可她最终去了哪里，还是没个准信。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后悔、自责和亏欠，翻来覆去，压得人喘不过气。可我又能怎么办？家里还有其他孩子要吃饭、要上学，日子不能停，我们还得继续出门打工，挣钱养活这个家。但不管走到哪儿、不管多忙多累，我心里从来没有一刻放下过这个孩子，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去找她、去等她的念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始终放不下这个念想。2006年、2008年、2010年，我们一趟一趟往高邮福利院跑，每次都把新换的电话号码留给院方，生怕他们想联系我们的时候找不着人。心里总盼着，说不定哪一次运气好，就能碰上孩子的消息。可每回都是揣着一肚子希望去，抱着一身失落回。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我们的儿子也长大了。他从小就看在眼里，知道我们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也开始主动帮着我们找。他在网上到处发寻人信息，2018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正式登了记，把能写的都写了上去。还托朋友帮忙，在高邮市的电视台、报纸上发过寻亲启事。他自己也专门跑过高邮好几趟，到处打听，翻来覆去找线索。可到头来，还是一次次空手而归，什么消息都没有。

时间一晃到了2024年，在“南昌项目”里中外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DNA比对。当我听说终于找到了远在英国的宝贝女儿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人像在做梦一样。寻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在这一刻忽然有了回响，我心里那份狂喜，真是没法用话来形容。我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赶紧把这个好消息挨个告诉了家里的亲人。

2024年7月14号，在志愿者的帮忙下，我们通过视频，隔着万里重洋，终于亲眼见到了那个日思夜想的孩子。屏幕那头，她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那一刻，我满肚子的话一句都说不出来，只剩下掉眼泪。

在这里，我也想真心实意地跟她的养父母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把她养大成人，吃了那么多苦，费了那么多心。

编者附记奚卫国

出生时，妈妈给这个小女儿起名叫杨玲。到了高邮福利院，院方给她取名为高小超——和那里的许多孩子一样，姓“高”，意味着他们不再是父母的孩子，而是高邮的孩子，是国家的孩子。后来被领养，她的英国父母为她取了一个新名字——汉娜（Hannah），意思是“被拣选的”（chosen one）。

第一次和汉娜视频见面后一年，生父母带着家里的三个孩子——大女儿、二女儿和儿子——一起飞往英国，与这个失散多年的小女儿团聚。这趟横跨大洋的旅程，仿佛重走了小汉娜二十八年前那段改变命运的路程。

在英国相聚的那些日子里，四个兄弟姐妹第一次齐齐整整地聚在了一起。他们原本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如今却在同一个屋檐下，第一次以完整家庭成员的身份站在一起。

生父母当面感谢了汉娜的养父母，那一声“谢谢”里，含着千言万语。两个原本隔着万里的家庭，因为同一个女孩，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没有隔阂，没有生分，有的只是说不尽的感激和彼此的理解。

他们也亲眼看到了汉娜在英国的生活——她的家，她成长的环境，她生活过的每一个角落。听她讲小时候的故事、上学时的趣事、成长中的点点滴滴。那些错过的岁月，在这几天里一点一点地补了回来，虽然永远填不满，但至少，不再是一片空白。

汉娜尽着宾主之谊，带着生父母和弟弟姐姐四处走、四处看。她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个曾经只在想象中存在的“家”，变成了眼前真真切切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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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附记

杨瑾

在这个案子里，我2018年从“宝贝回家”上看到登记信息，发现孩子很可能被送往国外，就急着联系这家人。但平台限制很多，一时联系不上父母。我没有放弃，转而联系了她姐姐，姐姐很配合，给了她母亲的电话。后来由她弟弟直接跟我对接，我们虽未谋面，但他很信任我，很快配合做了南昌项目的免费DNA检测。两个月后，通过南昌项目在美国GEDmatch基因库中，匹配到了她女儿——她女儿早在两年前就把数据上传上去了。

传统上，“养儿防老”根深蒂固——女儿出嫁算外人，儿子留在家，继承财产也承担养老责任。尤其在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养老全靠儿女。这也就有了“重男轻女”的观念，既因为儿子能传宗接代、赡养父母，也因为儿子更能承担体力活和保护家庭。不过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这些风俗已经改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