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书摘：《竹林姊妹》从失踪女婴揭露跨国收养真相：中国孤儿院如何成为贩婴摇篮？
报道者The Reporter
2025/10/14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曾担任《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北京分社社长。2009年，她发表报导〈拐卖的中国婴儿成为国际收养的供应源〉（Stolen Chinese Babies Supply Adoption Demand），附带一篇关于芳芳和双洁的故事。这篇文章是最早揭露中国跨国收养背后腐败问题的报导之一，颠覆了许多西方收养家庭认为他们是在「拯救被遗弃儿童」的叙事。
2000年，几分之差，芳芳和双洁先后于湖南邵阳的乡村家庭瓜瓜坠地，却因一胎化政策，使得两人命运丕变，芳芳被「计生干部」抢走，辗转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两姊妹就此分隔两地。芳芳的养父母以为他们是在「做善事」，领养遭亲生父母遗弃的中国孩子，却不知实情。
本文为德米克著作《竹林姊妹：从中国到美国，双胞胎拐卖、收养、离散的真实故事》第6章部分书摘，由麦田出版授权刊登。德米克在此揭露中国一胎化政策下扭曲的贩婴产业链：因国际上领养儿童的需求激增并有利可图，中国当地官员强行从农村带走幼儿，把他们卖给孤儿院，孤儿院再将孩子转卖到国外。在一胎化政策下，贫困的家庭无力面对高额罚款与政权威胁，大多只能被迫放弃珍爱的孩子，只有少数人走上艰辛的维权之路⋯⋯
火车贩婴背后的层层丑闻
2005年11月15日下午，警方接获线报，在湖南第二大城衡阳的高速公路出口，拦下一辆小巴士。后车厢传来阵阵屎尿的恶臭，警察循著气味搜查，在行李区发现一个纸箱，裡面竟装著4名仅数月大的婴儿。随后警方又顺著婴儿的哭啼声继续搜查，陆续找到其他的箱子，总共发现12名婴儿。警方随即将婴儿送往附近的医院，并以人口贩运的罪名拘捕了涉案人员。
接下来几週，警方在高速公路和火车站布下天罗地网。他们在一列从中国南方驶来衡阳的列车上，逮捕了另外3名犯嫌；也在公路上拦下另一辆厢型车。总共有27人落网，其中多人姓段，彼此有亲属关系。这包括37岁的段月能和两个妹妹段美林、段子林，还有他们的父母，以及几名姻亲和堂表亲。
审讯过程中，警方发现段家人原本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百姓。他们曾经养鸡、捡垃圾、当保母、做搬运工。但到了2000年代初期，这家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了生意人，经营起贩卖婴儿的生意，而且生意兴隆。被捕后，犯嫌对其所作所为供认不讳，甚至引以为豪。他们坚称这是正当行业，因为他们是把婴儿卖给政府开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再由这些机构转送孤儿院。犯嫌辩称，既然是政府开办的机构，那肯定合法啊。
当收养儿如同熊猫，成为「21世纪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民间大使」
1991年，中国悄然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收养法，允许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在此之前，只有少数与中国有亲属关系的外国人才能收养。当时孤儿院（后来改称福利院，台湾称育幼院）的婴孩数量愈来愈多，人满为患，有时出现三个婴儿挤一张小床的情况，政府不得不採取因应措施。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多份报告显示，中国每年约有10万至16万名弃婴。同一时间，国内收养几乎陷入停摆。政府不但严格打击把超生婴儿交给亲戚或邻居抚养的传统作法，还对合法收养设下重重限制：收养者必须是年满35岁（后来降至30岁）、已婚无子女的夫妻，还得支付高额费用。为了控制人口，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些没户口的超生儿童留在国内毫无意义，尤其进了孤儿院后还会增加国家负担，倒不如让外国人收养。
对一个极度重视面子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尴尬的让步。中国开放国际收养，等于变相承认共产党的政策失误。多数被收养的婴儿去了美国。「美国」这个名称是19世纪取的，是「America」音译「美」加上「国」这个字，当时中国人普遍对美国的观感较好，因为美国不像英国或其他的欧洲列强那样参与瓜分中国的殖民行动。但到了冷战时期，美国成了共产中国的头号敌人，即使后来两国建交了，敌意仍久久未消。讽刺的是，许多收养机构是由传教士经营，而这群人正是1949年中共掌权后被驱逐出境的「外国势力」。
张雯（Melody Zhang）是在圣路易斯的收养机构「儿童希望国际基金会」（Children's Hope International）任职的华裔主管，该机构是最早处理中国收养事务的组织之一。她透露，中国政府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因为愈来愈担心孤儿院人满为患。
张雯指出：「19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内部其实相当开明。」那些年她与中国的民政部密切合作，建立收养专案。她认为，推动国际收养的关键人物，是时任国家计画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彭珮云。她碰巧也是国务院唯一的女性成员（国务院相当于美国内阁）。虽然彭珮云没参与北京高层在中南海内部的机密讨论，但张雯说，据她所知，「高层领导确实想给这些孩子一个机会。而且，这些收养案例将有助于搭建美中友谊的桥梁。」
就像中国的「熊猫外交」把这些最上相的国宝送往海外动物园一样，国际收养也是中国拓展软实力的一种方式。
时任中国收养中心主任的郭嗣泾，在1999年接待北欧收养官员时曾表示，这些被收养的孩子将成为「21世纪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民间大使」。
在中国国内，外国人来收养孩子这件事（所谓的涉外收养）算不上什么祕密，但也从未大张旗鼓地宣传。那些收容弃婴的孤儿院通常隐匿在城郊，隶属于规模更大的社会福利机构，有些甚至挂著幼儿园的牌子掩人耳目。当养父母（多半是白人）来中国接领孩子时，地点是安排在附近城市的饭店裡。工作人员总会委婉地劝阻他们前往孤儿院探访，因为老外出现在这些地方总会引人侧目，难免有人会问东问西。
相较之下，美国社会对收养中国孩童这件事，可说是瞭若指掌。这项收养计画实施后，成效迅速超乎预期。美国国务院的统计显示，1992年，也就是计画全面实施的第一年，仅有206名中国婴儿被美国家庭收养。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暴增至7,906人，使中国一跃成为国际收养的最大来源国，取代了1980年代一直居首的韩国。这股热潮很快也扩散到其他国家，西班牙、加拿大、英国、荷兰、法国、澳洲等地的家庭纷纷加入收养中国孩童的行列，尤其对中国女婴更是趋之若鹜。
【1995年12月，加拿大妈妈在完成领养手续后数日，开心地抱著她们新领养的中国孩童合影。】
美国养父母的「捐款」，间接推动了中国孤儿院收购婴孩
中国这套收养制度，完全迎合了西方家庭的偏好。想收养孩子的家庭多半偏爱女童，认为女童更容易适应新环境。而中国提供收养的儿童约95％是女童，至少在2000年代初期是如此。白人家庭对于收养其他种族的孩子，可能有一些顾虑，但对亚裔孩子的接受度较高。中国规定收养人必须年满35岁，这正好符合许多西方夫妻的情况：他们普遍比较晚婚，往往是在自然受孕或人工试管未果后，才转而考虑收养。还有一些人是放弃寻找伴侣的单身者。最初，中国法律允许单身人士收养，这为同性伴侣打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他们不能公开表明性取向。
中国的国际收养制度看起来有系统、可预期、也比较廉洁。中国政府后来签署了1993年《海牙公约》，杜绝了贫国「变相贩卖儿童」给富国的常见问题。虽然全中国有400多家社会福利机构参与收养计画，但所有的手续与费用都是透过北京的「中国收养中心」（后来更名为「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统一办理。这种高度集中的运作模式，对那些面对繁琐收养流程的外国家庭来说，反而更有吸引力。有收养机构这样打广告：「中国的收养制度堪称典范，连美国国会都特别表扬。中国不仅有大量健康的婴儿可供收养，费用也比其他国家低廉，整个流程更稳定可靠。」更何况，只要是有心人，都难以抗拒拯救弃儿所带来的满足感。
这些中国女孩在美国的适应情况，很快就在淮父母之间口耳相传。早期的韩国收养儿，往往是白人基督教社群裡的唯一亚裔面孔。中国的收养儿不太一样，由于数量较多，他们通常能找到同伴。在大城市裡，中国收养儿的人数已达一定规模，再加上本来就有华人社区，让这些孩子不容易觉得自己是异类。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婴儿已成为国际收养的首选。纽约人甚至开玩笑说，街上的婴儿车裡，中国女孩多到让人习以为常了。要是推车的母亲看起来也像华人，大家反倒会多看一眼。1993年，《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篇封面报导〈武汉弃婴李莎如何变成格林威治村的宠儿汉娜．波特〉，更将这种现象推向大众视野。
这些扎著乌黑髮辫的中国女孩，成了美国的媒体宠儿。她们上芭蕾舞课，穿著天鹅绒的礼服去观看《胡桃钳》演出，骑小马或去迪士尼乐园游玩的影像，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随处可见中国收养儿在社交与学业上表现优异的报导，名人也自豪地谈起自己收养的中国孩子。专栏作家艾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描述收养的孙女时，动人地写道：「我们对她的爱如此坚定，正因这份亲情并非血缘注定。这段关系让我们学到爱的无国界。」用心的养父母还举办中华文化营并成立互助团体，以免孩子疏离自己的文化──这是早期的韩国收养儿常抱怨的问题。儿科医生和心理专家甚至发展出专门治疗中国收养儿的专业。这简直是一个充满美好画面的温馨故事：从中国垃圾堆中拯救出来的可爱小女孩，如今在欧美过著幸福的生活。
人人都想收养中国女婴，需求不断攀升。但很快大家就发现，原本看似源源不绝的遗弃女婴，其实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多。
进入千喜年后，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让家庭愈来愈捨不得抛弃女婴。年轻女性纷纷离开农村，进城打工，收入已接近男性的水淮，还时常寄钱回家给父母。她们婚后往往继续工作。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1980年到2012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比例从80％骤降至50％以下。城市化意谓著住屋变小，人民自愿少生孩子，无须政府强制，他们就是比较喜欢小家庭。中国决策者也逐渐意识到人口结构已出现危机：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性别比例失衡，将导致大量男性面临择偶困境，劳力短缺问题也初现端倪。虽然中国直到2015年才正式修法，但许多地区（非全部）的执法已开始鬆动。有些家庭开始选择把女儿留下来。再者，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也愈来愈付得起罚款。如果真的不想生女孩，有些人会选择做（非法的）超音波检查，然后堕胎。被遗弃的婴儿愈来愈少。就在国际收养需求达到颠峰时，中国可供收养的女婴却供不应求。套用今天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供应链危机」。
这对苦候收养的海外家庭来说，无疑是令人心碎的消息。对孤儿院而言，更是一场灾难。收养业务带来庞大的收入，已成为孤儿院的经济支柱。养父母除了必须支付北京总部的基本收养费用以外，还须向抚养女婴的孤儿院支付一笔檯面下的「捐款」：最初是3,000美元，后来部分地区甚至涨到5,000美元。这笔钱名义上是补偿孤儿院的养育成本，但支付方式很特别：只能由养父母亲自带来，以崭新的百元美钞现金支付，不能与其他的电汇或支票款项合併。对多数中产阶级的西方父母来说，随身携带这笔现金（通常塞在腰包或手提箱裡）可能只是有点不安。但在中国农村，这可是一笔实实在在的钜款。
这么多现金涌入，为整个系统注入了一个不稳定的贪腐因素。孤儿院院长的年薪不到3,000美元，这也难怪有人因挪用这笔钱而惹上麻烦。其中一位院长被指控用这笔钱为自己买了一台宾士车，还辩称这是为了接送外国收养家庭所必需的交通工具。
但平心而论，孤儿院确实需要这笔钱。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孤儿院隶属于「社会福利院」这类综合机构，除了照顾孤儿以外，还要负责身心障碍者和老人的照顾。他们虽能获得政府拨款，但还是得靠各种办法来补充预算。在儒家孝道观念主导的社会裡，照护长辈原本是子女的责任（法律甚至规定弃养父母是犯罪行为），但一胎化政策下，许多老人根本没有成年子女能够或愿意尽孝道。同时，愈来愈多的家庭因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而弃养身心障碍儿童（男童多于女童），导致社会福利院陷入两难。他们的责任日益沉重，但中央与地方的拨款却少得可怜。
那3,000美元的「捐款」成了维繫整个系统的命脉。为了维持运作，他们需要更多有待收养的婴儿。
段家的故事：从打工仔到贩婴生意人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婴儿贩子找到了可乘之机。段家的故事可说是典型的例子：从赤贫到暴富，再从暴富到锒铛入狱。1990年代初期，段家人运气不好。当时中国的经济起飞，数百万人脱贫，段家仍困居在衡阳市郊常宁镇的一间单层老公寓裡，牆面的油漆已斑驳剥落。长子段月能辗转在各家工厂打零工，收入微薄又做不久。最困顿时，甚至要靠捡破铜烂铁维生。「我唯一没干过的事就是要饭。」2010年他接受我採访时如此说道。
厄运接踵而来：妻子因生不出儿子而自杀，两个妹妹只有小学学历，根本找不到工作。
段母陈志金把这几个无能的成年子女从贫困中拯救了出来。这位身材娇小的妇女，短髮贴著脸颊像朵鬱金香，不只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1993年，她在老家的孤儿院应徵做「阿姨」，这是裡面最基层的工作，日薪不过1美元。但她毫不在意，因为她很喜欢婴儿。
【段月能（左）和他的母亲陈志金（右）】
当时正值一胎化政策执行最严苛的时期。根据多方记载，1980年代与1990年代初期，弃婴现象屡见不鲜。陈志金后来回忆道：「天黑了，就有人把孩子丢出来。有时丢在路边，有时放在孤儿院门口。」这些婴儿的身旁常放著一包白糖，乡下人认为糖能给孩子力气。但是等陈志金发现时，甜味往往已经引来蚂蚁爬满婴儿全身，看得她心如刀割，总是忍不住先把孩子带回家照料。
起初，陈志金总要苦苦哀求孤儿院收留这些弃婴，尤其是那些体弱、有身心障碍或需要医治的孩子。
「我们自己都吃不够、人手不足了，哪还顾得上更多的孩子？」院长责备她。
这种态度在1990年代中期改变了，当时湖南各地的孤儿院开始参与国际收养计画。那位曾经嫌她麻烦的院长，现在笑盈盈地请她进办公室，对她说：
「阿姨啊，你真是个大好人。你能找到多少孩子，都送过来吧！」
很快的，陈志金就成了当地有名的「送子婆」，专门帮人把不要的婴儿安全地送到孤儿院。通常来找她的是婴儿的姑妈或奶奶，偶尔也有自称「帮朋友忙」的男子。当时遗弃婴儿不仅违法，在社会上也会留下污名，陈志金成了大家眼中可靠的中间人。
孤儿院会用信封悄悄塞些钱给她，既是补贴她的处理成本，也算是一点心意。起初是补贴50元人民币（约5美元），后来涨到100元。随著弃婴愈来愈少，这笔钱也愈给愈多。
这简直是最棒的那种善行，既能行善，又能赚钱。原本只是出于善意的举动，很快就变成一门利润可观的生意。1999年，陈志金的女婿（段美林的丈夫）在广东最南端的吴川市养鸡场找到工作。广东是中国南方的製造业中心，世界上的许多玩具、电子产品、圣诞饰品都是从这裡生产的。几乎你能想到的出口商品，这裡都有，没想到连婴儿也是其一。或许是华南地区的重男轻女文化，加上大量未婚的年轻民工，广东遭到遗弃的女婴数量似乎比其他的省分更多。
养鸡场附近住著一位老妇人，名叫梁桂红，她和陈志金一样不识字，也特别喜欢婴儿。梁桂红以前靠捡垃圾维生，这份工作让她经常捡到弃婴。她最多同时收留过20个婴儿，全都排放在一张双人床上，床下铺著毯子或塑胶布，因为她买不起婴儿床和尿布。
对段家来说，梁桂红的「婴儿收容所」简直是一座金矿。当时湖南虽有多家孤儿院取得办理国际收养的资格，但普遍面临「货源不足」的困境，也就是没有足够的婴儿可供收养。而从外省调婴儿过来，又触犯法律，属于非法贩运。
根据法院纪录，湖南某孤儿院的院长王华春后来向警方供称：
「按规定，我们不能收其他省分的婴儿。但2001年开放外国人收养后，每送养一名婴儿，我们能收到3,000美元。由于院内婴儿不足，我请示上级后，获淮跨省收婴。」
孤儿院开始争夺婴儿来源。段家收到的红包愈来愈厚。长相愈清秀、身体愈健康的婴儿，甚至能卖到600美元。就算扣掉分红给那位养鸡场附近老妇人的部分，他们的获利仍多到超乎想像。
段家人在养鸡场附近租了房子，淮备长期经营这门生意。他们招募新成员、开拓婴儿来源，甚至找来助产士帮忙。此外，他们还花钱收买附近卖茶水的老妇人──这种茶水摊是八卦消息最多的地方，专门打探谁家有不要的孩子。段家的兄弟姊妹、表亲姻亲、邻居纷纷加入。从吴川到湖南长达800公里的火车旅程，需要人手接力运送婴儿。湖南的多家孤儿院永远需要更多的婴儿。他们通常是两人一组，而且多半是女性，因为这样比较不容易引人怀疑。两个人一次最多能带4个婴儿，他们把婴儿放进纸箱，塞在火车的座位下。后来，有些运送者被指控，他们为了让婴儿安静而给婴儿下药。
这门生意并非毫无风险。至少有3次，这些婴儿贩子在火车上被铁路警察盯上而遭逮捕。有一次是2003年，段家三兄妹同时落网，案件移交给衡阳市下辖的祁东县警方处理。当时常宁孤儿院的院长甚至出面为他们辩护，声称他们其实是在「替国家办事」，负责把婴儿送到公立孤儿院。警方也依程序从湖南赶来常宁展开调查，以查明婴儿的来源，最终认定这些孩子确实是贩运，但看起来并非绑架得来。
段家三兄妹初次被捕后，在牢裡关了一个月后获释。当时他们本来想金盆洗手，觉得贩婴实在太危险了，但好几家孤儿院的院长都劝他们继续做下去。那时收养生意正旺，孤儿院都在抢婴儿货源。段月能后来回忆说，那时他的手机响个不停，全是打来下单的。孤儿院的干部不仅请他吃饭，还送高级烈酒讨好他。
「他们很缺孩子，一直打电话来催。」段月能这么说。
段月能根本无法拒绝。曾几何时，他还是个穿塑胶拖鞋的打工混混，如今却成了脚踏名牌球鞋、身穿亮面黑皮衣的生意人。他出钱帮父亲翻新了老家公寓，感觉自己发财了。
直到后来他才明白，真正赚大钱的是孤儿院。套用他父亲的说法，他拿到的不过是「豆腐渣」。
「我这样算是好人、还是坏人？」
2006年段家受审时，他们的律师从孤儿院取得了大量原本属于内部机密的文件，这些文件最终流到媒体手中（包括我在内）。
收养产业的黑幕就此曝光。庭审中，检方提出的证据显示，有300名婴儿被卖到6家孤儿院。但段家人后来向媒体透露，实际的数量高达数千名，而且是送去全国各地的孤儿院。这根本是专业化的经营：孤儿院给婴儿贩子的每笔款项都留有收据和发票，帐本上清楚记载每家孤儿院付了多少钱给婴儿贩子。交易双方毫不避讳地用「买方」与「卖方」相称，跟普通的买卖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是商品换成了孩子，还标注了「单眼皮」、「小嘴巴」等特徵。
最终，段家人为所有的涉案人员顶下了所有的罪责，只有一位孤儿院的院长被判刑（调查人员私下透露，那是因为他没行贿）。段家人面临最高15年徒刑的重刑。中国政府急于平息丑闻及保住现有体制，因此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段家人身上。官方媒体把他们妖魔化成「邪恶又贪婪的罪犯」，使段家成了千夫所指的恶徒。
段家人事后声称，卖婴儿给孤儿院的家庭很多，他们不过是其一。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过错在于政府：一方面严惩超生家庭，另一方面却未建立合法的途径，让人把无法抚养的孩子交给孤儿院。政府曾尝试设立「婴儿安全岛」以接收弃婴，却因为送来的弃婴几乎都是重病或残疾的孩子，让社会福利机构有限的资源不堪负荷，最终只能停办。段家钻了这个制度的漏洞，找到他们的利基。
「我都会好好照顾那些孩子，给他们洗澡、喂奶。」刚出狱的陈志金这么说：
「你自己判断吧，我这样算是好人、还是坏人？」
确实，这套贩运系统曾一度运转顺畅：婴儿进了孤儿院，孤儿院赚了钱，盖起了旅馆、养老院和儿童游乐场，收养父母也如愿得到女儿。表面看来似乎是多赢的局面，但这一切终究是违法的，不仅违反了国际法，那3,000美元的「捐款」实际上变成一种赏金，变相鼓励了一波拐卖女婴和幼童的浪潮。
统计数字清楚显示了这个转变：2001年以前，拐卖的幼童中，约有四分之三是男童。据推测，这些男童是卖给需要男丁传宗接代的家庭。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委託的研究显示，约从2000年开始，男女被拐卖的比例逐渐趋近一致。（该研究也发现，在一胎化政策执行最严厉的时期，拐卖案件急遽增加。）
孤儿院没被指控直接参与绑架，他们的角色比较像销赃的黑市，对送上门的孩子来历不闻不问。他们把责任撇得一乾二淨。衡阳的前孤儿院院长陈明（他也是唯一因此案入狱者）如此辩解：
「我们只负责照顾孩子，至于孩子是不是真的弃婴，应该要由公安局调查。」
那个承认向段家购买婴儿的孤儿院院长王华春，说法更是荒谬。他声称，查清婴儿来历的责任不在孤儿院，而是应该由婴儿贩子负责。根据笔录，他向警方供称：「我跟他们说过：『要是涉及诈骗或偷拐，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这说法听起来振振有辞，但有个问题：孤儿院必须交代这些婴儿的来源。根据国际收养法的规定，孤儿院把孩子送出去收养以前，必须先尽力寻找孩子的亲生家庭。他们得刊登公告，说明孩子是在哪裡被发现的、当时穿著什么衣服、有没有留下其他线索，以证明孩子确实是被弃养，而不是遭到诱拐。
他们需要把这些贩运来的孩子先「洗白」成真正的孤儿，才能合法当成孤儿送养出去。真正的造假，就是发生在这个环节。
（此文来自：
On a warm day in September 2000, a woman named Zanhua gave birth to twin girls in a small hut behind her brother’s home in China’s Hunan province. The twins, Fangfang and Shuangjie, were welcome additions to her family but also not her first children.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China’s notorious one-child policy, Zanhua and her husband decided to leave one twin in the care of relatives, hoping each toddler on their own might stay under the radar. But, in 2002, Fangfang was violently snatched away. The family worried they would never see her again, but they didn’t imagine she could be sent as far as the United States. She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sent to another world.Following stories she wrote as the Beijing bureau chief for the Los Angeles Times, Barbara Demick embarks on a journey that encompasses the origins, shocking cruelty, and long-term impact of China’s one-child rule;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adoption and the religious currents that buoyed it; and the exceedingly rare phenomenon of twin separation. Today, Esther—formerly Fangfang—lives in Texas, and Demick brings to vivid life the Christian family that felt called to adopt her, unaware that she had been kidnapped. Through Demick’s indefatigable reporting, will the long-lost sisters finally reunite—and will they feel whole again?A remarkable window into the volatile, constantly changing China of the last half century and the long-reaching legacy of the country’s most infamous law, Daughters of the Bamboo Grove is also the moving story of two sisters torn apart by the forces of history and brought together again by their families’ determination and one reporter’s dogg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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