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介绍-《独生之国》《One Child Nation》
- Clyde Xi
- Nov 28,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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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婴儿如何沦为“出口商品”？被“制造”的孤儿和国有的人口“买卖”
编辑、整理：奚卫国
《独生之国》是2019年美国纪录片，由王男栿和张嘉玲共同执导，讲述了共产中国于1979年到2015年施行的一胎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影片于2019年1月26日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获得美国大评审团奖纪录片奖，之后于2019年8月9日由亚马逊影业在全美放映。
“我总共做了五万到六万次堕胎和引产。很多孩子引产后是活着的，随后被我杀死。我做这些时，手都在发抖。但我别无选择。这是政府的政策。“ 袁华茹曾是镇上备受信赖的产婆。导演王南福和镇上的许多同龄人都是由她接生的。她的双手本是迎接新生命的象征，但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这双手却沾满了鲜血。成了她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和罪孽。
然而并非所有执行者都像她一样。另一位名叫蒋淑琴的计生官员却因为同样的工作荣誉满身，当选人大代表并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面对镜头蒋淑琴非但没有丝毫悔意，反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她说就像打仗一样，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在打一场人口战争。
一个忏悔，一个自豪。一个视之为罪行，一个视之为功勋。同样是国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为何在几十年后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价。而在这场蔣淑琴口中所谓的人口战争里，真实的战场究竟在何处？付出的真实代价又是什么？
今天聊一部2019年的纪录片《独生之国》
要理解这场人口战争，我们必须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从1949年的5.4亿激增至1979年的10亿。巨大的人口压力与相对匮乏的社会资源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一种普遍的忧虑就是如果中国人口继续以这个速度增长，到21世纪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粮食危机。
正是在这种巨大的集体焦虑之下，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拉开了序幕。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公开信，正式向全社会发出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1981年3月6日，国家计生委成立。一张从中央到基层的执行网络就此铺开。1982年12月4日，计划生育被明确写入宪法。从此从一项提倡变成了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然而这项政策和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相悖的。因为自古至今中国都不是一个完善的福利型国家。普通人养老的最大保障就是自己的孩子，多子多福并不仅仅是观念，更是最现实的生存策略。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份抵御风险和养老的保险。这种现实的生存逻辑与只生一个的政策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因此仅仅依靠法律强制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要改变传统观念。于是一场全国性的宣传运动全面展开。计划生育的口号被画在墙上，印在扑克牌上、日历上。“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被编成戏剧，相声和儿歌。就这样80后90后们在这些口号和宣传画的包围下长大，计划生育成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背景。
纪录片的导演王男栿正是带着这种记忆长大的。她出生于1985年政策最严苛的时期，她的名字含义就是期望他她像男孩子那样成长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甚至深信不疑。她坦言在26岁移居美国之前，她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被教导要相信爱国就等于爱党，就等于拥护党的一切政策。
在这种观念的塑造下,计划生育不仅是正确的,更是一项值得骄傲的伟大国策。然而当她第一次抱着自己女儿的那一刻,过去三十年里那些被动接受的认知,那些尘封的模糊的童年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她想起了家门上那块因为有弟弟而永远少一颗星的光荣牌,也想起了母亲曾多次提到,如果二胎还是女孩,就会被装进篮子丢到街上。
这些碎片化的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个人记忆与他从小被灌输的政策好的集体叙事形成了巨大的冲突。随后她带着这个疑问回到了家乡，她想亲自回去看一看去问一问他们这代人脑海中的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被精心塑造了谎言。回到家乡后，王男栿的镜头首先对准了饭桌上最熟悉的面孔，再一次与舅舅的闲聊中揭开了一段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
舅舅的母亲，也就是导演的姥姥，曾生下过一个女儿，一个导演从没谋面的小姨。然而在那个计划生育撞上重男轻女的年代，这个新生女婴的降临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当时计生干部的执行手段堪称残忍，一旦发现有家庭超生，等待他们的就是家里的生畜被牵走，赖以生存的房子被夷为平地。甚至还有高额到足以让一个家庭瞬间倾家荡产的罚款。正是惧怕这种家破人亡的后果，姥姥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她以死相逼要将刚出生的女儿扔掉。无奈之下，年幼的舅舅被迫和姥姥一起将刚出生的妹妹放进一个篮子里。他们在篮子里塞了当时算是一笔巨款的170块钱，在天还没亮的凌晨越过山岭，将篮子放在了镇上菜市场的肉铺柜台上。
他们以为这样至少能给孩子留一条活路。然而两天两夜过去了，那个女婴就躺在那裡，她的脸上爬满了蚊虫叮咬的痕迹。由于无人认领女婴，最终静静地死去。舅舅的语气裡充满了无法释怀的痛苦。他至今仍在想，如果那个妹妹还活着，现在应该和导演差不多年纪。这个被遗弃的小姨彷彿是导演母亲命运的另一个投影。因为母亲自己的名字就叫招弟。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名字里就刻着整个家庭对男孩的期盼。可以说她本人就是这种重男轻女观念的第一个受害者。然而当导演与她探讨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性时，母亲却成了政策最坚定的辩护人。她对着镜头，语气不容置疑地表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就会发生人吃人的事。导演的母亲选择用一个宏大叙事来掩盖家庭的悲剧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她的痛苦或许被一个崇高的理由覆盖了。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样的宏大叙事，有些人更倾向于用一种原始的方式来处理。在导演姑姑的讲述中，她也曾面临着和导演姥姥同样的困境，不同的是她选择了一条能让孩子活下去的路。
通过亲戚,她联系上了一名人贩子,将自己的亲生女儿,交给了这个陌生人。导演问她是否收了钱,姑姑苦笑着摇摇头回答:“没有”，那时候没人想要女孩。姑姑表示,当时很多人家的女婴被扔在市场上,被太阳晒死。她之所以选择人贩子,是因为听说人贩子能给孩子找个好人家。她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让她活下去。
姑姑口中的人贩子在那个年代有一个更温和的名字媒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像姑姑女儿一样在本地没人要的女孩带走，然后送到需要她们的地方去。经过亲戚的介绍，导演在深圳找到了影片中这个最关键的人物，前人贩子段月能。此时的他因为拐卖儿童罪刚服完六年刑期，出狱后靠做保安和收废品维生。
当年的生意不仅让他身陷囹圄,他的大姐和二姐也分别被判了15年和10年的重刑。谈起当初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段月能讲述，在八九十年代的广东,遗弃女婴是家常便饭。他17、8岁时骑车在镇上溜达，沿路就能看到四五个被扔在路边的女婴，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死去，却无能为力。改变这一切的是她的母亲。她不忍心看孩子们等死，开始将这些弃婴抱回家抚养。但以她微薄的经济能力最多只能养到孩子两岁。母亲说再养下去就有了感情，舍不得送走了。无奈之下她将第一个收养的孩子送到了孤儿院。院长给了她1000块钱作为营养补偿。他告诉段母，孩子在孤儿院会得到更好的生活，并明确鼓励她，如果以后再发现弃婴，记得继续送到这里来。
院长的这番话打开了一扇商机的大门。而1992年，中国正式开启国际收养计划，更是为这门生意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段家兄妹意识到他们可以成为搬运工，将这些本会死在路边的生命送到一个能让他们活下去、甚至可能被富裕的外国人收养的地方。于是一个以段氏为核心的网络建立了起来。他们雇佣了镇上最低层的拾荒者，送水工，黑车司机。这些人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城。随时收集被发现的弃婴，然后交由段家统一批发给孤儿院。段月能说孤儿院每接收一个婴儿，会付给他们大约200美元的介绍费。在90年代，200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1500元。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一个城镇职工近半年的工资。而这仅仅是进货价。当这个孩子被洗白放入国际收养程序后，售价则会翻上近百倍。
一个西方家庭的总花费通常在1万到2万5千美元之间，最高可达20多万人民币。就这样一个最初源于不忍心的善念，在人性的贪婪和政策的漏洞之下，迅速演变成了一场规模惊人的人口交易。面对镜头段月能毫不避讳。他估算经自己家族之手送出去的婴儿可能多达1万名。他平静地描述了这门生意的运作模式。
他和他的同伙们像清道夫一样在广东等沿海地区收集被遗弃的婴儿，然后卖给内陆省份，例如湖南的国营孤儿院。国营孤儿院这个词的出现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导演的质问，段月能甚至带着一丝委屈和理智气壮的表示，他把要死的孩子卖到国营的福利院要被起诉，难道不该是他们先吗？
段月能的这句反问让导演意识到这可能已经不是简单的人口贩卖，而是一条由人贩子负责供货、国营孤儿院负责收购和洗白的完整产业链。然而更让她震惊的是，她发现自己并非是第一个触及这个秘密的人。早在她之前很多年，一对名叫龙兰和布莱恩的美国夫妇就已经开始了调查。龙蓝和布莱恩自己也从中国收养了三个女儿。
在为孩子寻亲的过程中，他们偶然发现了国际收养背后可能存在的欺诈行为。为了查明真相，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寻根中国的组织，并很早就找到了段月能和他的家人，甚至获取了他们当年被审判的全套法庭记录。导演的探寻与龙兰夫妇的调查结果都指向了同一个源头-1992年中国正式开启了国际收养计划。正是西方家庭巨大的收养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利益让原本在本地没人要的女婴一夜之间变成了能带来数万美元捐赠的炙手可热的出口商品。龙兰和布莱恩的调查为这个黑色产业链提供了不容辨驳的证据。他们发现那些西方父母收到了领养文件上在某某中学门口被发现的故事几乎全是孤儿院为了让领养程序合法化而批量编造的。他们甚至会和当地派出所达成协议，花钱为这些来路不明的孩子盖上合法的遗弃证明公章。从人贩子到孤儿院再到地方政府部门，一个围绕着婴儿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遗弃不再仅仅是家庭的悲剧，它已经变成了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然而当需求远远大于共给，也就是说被遗弃的婴儿不够用的时候，一些地方的政府和计生部门开始亲自下场制造孤儿。湖南上阳的隆回县曾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在这里计生工作不再是简单的罚款，而是演变成了一场针对超生家庭的掠夺。当地的计生官员会直接冲进那些刚刚生下二胎的家庭，强行抱走他们未登记的孩子。
这种行为在当地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社会调剂。孩子们被调剂之后，会被统一送到福利院。福利院会通知家长来赎人，但赎金往往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天价。一位受访的父亲表示，从2000年开始计生官员就不砸房子，变成没收小孩了。第一天他们要500美元的赎金，第二天就涨到800，第三天就变成了1500。对于这些贫困的家庭来说，这笔与日俱增的罚款，他们永远也凑不齐。而一旦超过了缴纳期限，这些被抢来的孩子就会被福院迅速洗白，伪造成孤儿，然后堂而皇之地放入国际收养渠道。形成了一个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到位，发展经济为国创汇的双赢局面。唯一的输家是那些被暴力夺走孩子的家庭和那些从出生起就被明码标价、命运被彻底改写的孩子们。
影片中一位名叫曾双杰的女孩，她的双胞胎姐姐就是在这场社会调剂中被计生人员强行抱走的。他们本该拥有相同的人生，却因为一纸政策，一个被留在了轮迴的穷困山村，另一个则远渡重洋，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如此大规模的系统性罪恶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裡都不为外界所知。导演王男栿在採访中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
她26岁前生活在中国，却对此闻所未闻。不是因为没人发现，而是因为揭露真相的人被禁了声。前财新网记者庞皎明就是这样一个吹哨人。他和同事曾在2011年深入湖南邵阳调查并报导了计生官员抢夺婴儿、贩卖给福利院的事件。然而这篇揭开黑幕的报导在刊发的第二天就被全网封杀，庞皎明本人也被中宣部勒令开除，并受到巨大压力, 最终被迫流亡香港。
当揭露真相的声音被强行消声，当吹哨人被迫流亡，剩下的自然就只有沉默与正确的集体记忆了。当导演试图与更多亲历者探讨这段历史的是非对错时，她却发现,比揭露真相更困难的是改变正确的集体记忆。“我们别无选择“这是纪录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
从执行了数万例堕胎手术的产婆袁华茹，到抛弃自己女儿的姑姑，再到当年带头拆别人房屋的村官，他们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免责声明-这是政策。当个人被剥夺了选择权并将一切责任都理所当然地推给一个抽象的概念时，作恶的心理门槛似乎也随之降低了。每个人都成了链条上的一环，每个人又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那么这种将个人责任完全让渡给国家的思维方式如果推演到极致会是什麽样的呢？我们不妨回过头重新看那蒋淑琴，她就是一个最好的样本。当被问及执行过程中的细节时，她云澹风轻地讲述了一段往事。一位绝望的孕妇为了逃避追捕，脱光了所有衣服赤身裸体的向前狂奔。而身后追赶的计生干部们一边追不上，一边还在困惑地向上级请示。一个光熘熘的人要从哪儿下手去抓?讲述这个充满屈辱和暴力的故事时，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像在分享一段工作中的趣闻。正是这种彻底的情感抽离，让她能够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的行为总结-我们是在打一场人口战争。在这场所谓的战争中，人不再是人，而仅仅是需要被优化和消灭的数字。可要让一个普通人接受如此残酷的设定，需要的是什么呢?
艺术家王鹏给出了他的答案。在影片中他用一种几乎残酷的冷静拍下那些被当作医疗垃圾丢弃的胎儿。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剧是没有记忆。他认为当计划生育政策结束，当人们可以随意生孩子时，这段记忆就会被彻底遗忘，彷彿从未发生过。而这种集体遗忘之所以能够发生，源于一种更深层的长期的思想改造。像个人服从集体、党永远正确这样的观念被反复灌输，最终会摧毁一个人的个性和良知。当所有人都相信这是党的命令，所以一定是对的，那么独立的思考和对历史的反思也就失去了生长的土壤。这一切的荒诞在影片结尾处达到了顶峰。镜头里一面墙壁正在被重新粉刷。新的鼓励二胎的标语正在覆盖掉旧的、只生一个好的口号。
一层油漆彷彿就能隔开一个时代。但被覆盖的仅仅是牆上的字迹，还是包括了那背后数以亿计的个人创伤和集体记忆? 当新的宣传取代旧的宣传，我们是迎来了新生、还是在走向下一次的遗忘？或许在今天去争论当年这项政策的功与过已经不那麽重要了。因为所谓的功对不同的人来说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就好比灭霸打了一个响指，宇宙一半的生命随即消失。对于活下来的那一半人来说，人均资源不再匮乏，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从他们的立场来看，灭霸的行为客观上是对自己有利的。但对于被抹去的那一半生命和他们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末日浩劫。所以评判这项政策的标准根本不在于它为国家节省了多少资源，而只在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是那个幸存的受益者还是那个被计划掉的牺牲品？一旦我们承认任何宏大的功都是建立在无数的个体牺牲之上时，我们就能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去站队或是去争论功过，而是去捍卫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要去记住那些被牺牲的，去审视那些被遗忘的，因为遗忘历史的代价我们可能永远都付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