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弃婴：宁要残酷的真相，也不要温柔的谎言

Barbara Demick, “The Chinese Adoptees Who Were Stolen”，New Yorker (5/23/2025)

翻译：查彼得

编辑：Clyde Xi

导读

从上世纪末起，超过十六万名中国婴儿被跨国领养，走进美国、欧洲等地的家庭。他们与亲生家庭割断联系，对自己的生世一无所知。成长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孩子，有些始终在追寻自己的身份，有些则选择将过往尘封于心。

随着DNA检测技术的普及，一些看似永远失落的线索悄然浮现。但这些团聚背后，往往藏着更复杂、更沉重的故事。

本文讲述的，不仅是一段跨越重洋的寻亲过程，也揭示了一段曾被掩盖的历史—一个在“计划生育”铁律下酿成的集体悲剧。

意外的DNA结果

2022年9月，正值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大四开学之际，米娅·格里芬（Mia Griffin）正在卧室里工作，笔记本电脑搁在膝盖上。她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叫23andMe的DNA检测网站的电子邮件，通知她的基因检测结果已经出炉。

米娅并不急着查看。这套DNA测试盒是她在亚马逊上看到打折时一时冲动买下的。买完后，她很快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拖了好几个月才动手准备唾液样本并寄了出去。

登录账户后看到的一切正如她所料。检测显示，她的血统中有99.9%是东亚民族。她在2002年从中国被领养，是三十年来被送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超过十六万名中国弃婴之一。由于无法了解自己的家族病史，她希望通过检测确认自己是否有遗传性癌症的风险。报告显示她没有这方面的基因风险，她松了一口气。报告只指出她可能乳糖不耐和对猫过敏。这两点她早已知道。

米娅也明白，通过DNA找到亲生父母是有可能的，但她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不过她还是点开了“基因亲属”那个页面。

页面最上方赫然列出一个名字：周长启（Zhou Changqi），1956年出生。

报告上写着“你继承了周长启的一半DNA。预测关系-父亲。”

这是不是搞错了？还是某种骗局？她点下了“请求联系”的按钮。几分钟后，一个名叫布赖恩·斯图伊（Brian Stuy）的男子回复了她。他在犹他州运营一家致力于帮助被领养者与亲生家庭团圆的非营利组织。他解释说，周先生不会说英语，也没有电脑，是他代替周先生提交了DNA样本。没错，这位周先生正是她的亲生父亲。

“所以……他在找我？”

“是的，他一直在拼命找。”

米娅后来告诉我，那种感觉就像遭遇了一场车祸。在尖叫和警报响起之前，时间仿佛凝固了。但某种不可逆转的事件已经发生，她知道，自己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

科技促团圆：希望与不安交织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允许国际领养。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孩子与亲生家庭之间的联系将永远断裂。那些婴儿大多数是女孩，据称是在火车站、市场或路边被捡到的。人们相信，是父母因害怕违反一胎政策的后果而将她们遗弃。这些孩子没有任何身份信息，连孤儿院也不知道她们是谁。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与海外领养家庭之间又遥远得几乎无法跨越。要找到一个亲生家庭，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近年来，这种固有的看法已被彻底颠覆。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接受，科技正将这个辽阔的世界压缩成一个紧密相连的地球村。那些曾被告知无法找到亲生家庭的被领养者，如今却可以通过DNA检测找到亲人，甚至能在线上和他们聊天。更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的亲生父母，甚至兄弟姐妹，开始主动寻找那些被送往海外的孩子。

中国湖南的周长启找到远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米娅·格里芬的故事，正突显出一个关于未来的现实：既令人鼓舞，又令人不安。

“被领养者从小就被告知：你永远无法找到你的亲生父母。”斯图伊告诉我，“所以当他们真的找到了，就像被一道闪电击中。”

米娅的成长和隐痛

2023年1月，我飞往印第安纳州去见米娅。过去两年，我们偶尔短信聊天。当初是米娅主动联系我，她想了解更多关于她生父的事。我曾在2009年采访过周长启，那时我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的记者，正在撰写关于中国国际领养的报道。

我也非常想见到米娅。不仅因为她的故事非凡，更因为她能够清晰表达作为被领养者的内心挣扎。她在普渡大学主修心理学和社会学，如今正在印第安纳大学South Bend分校攻读研究生学位，并在一家法院指定的青少年心理康复中心工作，帮助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

米娅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郊区的Fishers长大，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她一岁时被比尔和玛丽夫妇领养。比尔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玛丽是一名医师助理。她曾因宫颈癌切除了子宫，无法生育。比尔和前妻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儿子，但大部分时候米娅是被当做独生女抚养长大的。

小时候的米娅在学习和运动方面都非常好胜，成绩优异。她特别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可，这种心态，可能源自被领养者普遍存在的“害怕再次被抛弃”的心理反应。她曾练习举重、踢足球、打网球，成年后又迷上高尔夫和匹克球。她后来告诉我：“这些都是白人爱玩的东西。”她的母亲曾试图让她参加一个为被领养者开设的中文课程，但她拒绝了。她对中国的感受只有拒绝和抛弃。

有时，她会突然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她记得大约八岁时，常常会突然哭着喊：“他们为什么像扔垃圾一样把我扔掉？”她还记得在高中的一次校外活动，一位同学的母亲随口说了一句：“你得杀了我，我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米娅没有回应，但她听懂了那句话的潜台词：“我的亲生父母根本没那么在乎我。”

养母玛丽尽力安慰她，说她的亲生父母把她送进孤儿院，是希望她能平安健康，也是出于对她的爱。但事实并非如此。米娅被领养时，格里芬夫妇收到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她是被遗弃在湖南长沙的街头。玛丽后来告诉我：“那个故事是我编的，只是想让她心里好受一些。”后来有一次，有机会跟其他领养家庭一起去中国旅行，米娅表示她不想去。玛丽暗自松了口气，她也不希望米娅知道，她其实是被丢弃在街头的。

随着年岁渐长，米娅开始渐渐理解她的亲生父母可能也别无选择。在1980年至2015年间，中国的一胎政策使无数家庭生活在恐惧之中，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到了青少年时期，她觉得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接受了自己和其他人有一样的遭遇。”

谁带走了她们？

2007年，在我搬家去中国之前，我对当时关于中国弃婴的流行说法并没有任何怀疑。如果一个中国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那他们自然希望是男孩。因为男孩可以赡养老人，也能延续家族血脉；而女孩则会嫁入他人家庭，按照中国的一句俗语，“是泼出去的水”。那些“不被需要”的女孩，往往就被遗弃在街头。

那时，中国的社交媒体尚未受到严格审查，开始从农村地区零星传出一些令人不安的故事，揭露出一些官员的难以置信的执法手段。这个被委婉称为“计划生育”的机构，早已因其严酷的恶行而臭名昭著。

如果家庭无法支付动辄高达数倍年收入的超生罚款，官员们就会采取强暴手段：砸房、拆屋顶、破门而入，甚至没收家具、牛和猪。而更令人震惊的传闻是：他们不仅如此，还偷孩子、抢孩子，把他们送往孤儿院，可能还从中收取回扣。

尽管外国领养家庭已经向中介机构缴纳了一笔费用，其中大部分最终上缴北京的国家机关，他们仍被要求向孤儿院“自愿捐赠”三千美元现金。这些孤儿院通常由地方政府运营，自然希望金流不断维持运作。到了2000年代初，中国的被领养儿童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越来越受欢迎，以至于真正被遗弃的孩子数量已经无法满足海外领养的需求。

我决定调查这些关于“被拐儿童”的传闻。我带着一位中国新闻助理前往一些只能步行进入的偏远乡村展开实地采访。

在贵州，我们沿着满是碎石的山路攀爬，抵达一个几乎隐藏在云雾之中的高山村落。在湖南，我们小心翼翼踩着摇摇欲坠的原木桥，艰难地穿过溪水抵达偏远的村庄。

那些地方的名字听起来颇为诗意—“天西”、“高凤”—却笼罩在令人绝望的赤贫之中。那里的村民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既没有政治人脉，也不懂法律。很多人是文盲，对外界一无所知。

在那些村庄里，我们遇见了几位父母，他们证实了“孩子被带走”的传闻，对能否找回孩子几乎绝望。

我见过一位父亲，因为无法找回女儿，情绪崩溃到试图用菜刀割喉自尽。我还见过一位母亲，正在寻找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那个孩子是被一群官员以暴力手段强行抢走的。

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周长启。没有人比他更绝望。尽管我们只是通了电话，但在我七年的中国记者生涯中，他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之一。

一个中国父亲痛失女儿

周长启出生于湖南省白水乡的一个稻农家庭。像许多农民一样，他常年外出打工挣钱，干过建筑，也下过矿。他四十出头才娶了邻村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子。1999年，两人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第二年，妻子又怀孕了，他们知道麻烦来了。

计划生育政策在户口所在地执行得最为严酷。为了避开计生，周长启前往湖南南部一座钨矿打工，希望妻子能悄悄地生下来躲过检查。就在那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后来成为米娅·格里芬的女儿，于2001年5月出生。她是个胖乎乎的宝宝，头发浓密漆黑，爱笑，也很好哄。

然而，在她六个月大时，计划生育人员找上了门。

那时，周和妻子之间关系紧张，可能正是官员下手的突破口。计划生育官员往往善于利用家庭矛盾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官员要求他们缴纳相当于五百美元的罚款—这在当时已是远超他们年收入的天文数字。他们还要求周的妻子做结扎手术，这是当时常见的强制措施。周无奈答应了。

他的妻子和女儿被安排进一家旅店，准备第二天接受手术，而他则外出借钱。可当他第二天赶回来时，妻子和孩子不见了。有人告诉他，妻子因害怕手术，抱着孩子逃走了。但随后，官员却改口说，孩子已被送至民政局，再由民政局转送到孤儿院。

乡政府的官员一拖再拖，一等就是好几个月，甚至几年。他们一再推诿，搪塞说“春节过后再说”—那是中国各级政府机关集中放假的时期。后来，他们又要求他找回妻子，让她完成绝育手术。

最终，他找回了妻子，她也接受了结扎手术。但孩子却始终没有归还。妻子也在此之后离开了他，再也没有回到他身边。

他曾前往县孤儿院寻找女儿，又去了两百多英里外的长沙更大的孤儿院。但连门都没让他进。最后，有官员告诉他：“你的女儿已经去了美国。”

由于多次被骗，周长启根本不信孩子真的被送去了国外。中国国内几乎没有关于海外领养的报道。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一个婴儿被送到美国”听上去就像是“被送上火星”一样荒谬。

父亲的坚持：寻女二十年

但与许多身处相同处境的人不同，周对法律略有了解，他确信这些官员根本无权夺走他的孩子。于是，他拖着年幼的儿子，走遍湖南各地寻找女儿，并向多个党纪检部门递交申诉，请求调查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

2005年，在妇联的帮助下，他向当时实施计划生育的乡政府提起诉讼。但法院驳回了他的状纸，理由是他无法证明自己是婴儿的父亲—因为他的婚姻并未依法登记。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其实相当普遍，许多夫妻未办过结婚证。

这场官司，加上多年来奔波寻孩子的费用，让他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只能靠变卖家当来筹钱。

尽管周长启是文盲，但他逢人就求，对方能不能帮他把自己的遭遇写出来，贴到网上。陆陆续续，一些网民帮他转发，他的故事被多个网络媒体转载，甚至传到了台湾。我正是在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周的故事。

2009年，我采访他时，他与儿子住在一间用铁皮板拼凑而成的棚屋里，靠养猪维生。那年，他的女儿已被带走整整七年。

即使在我们见面之后，他也常常拨打我在北京办公室的电话，央求我帮他找女儿。他说着飞快而高音调的湖南方言，我的中国助理听得十分吃力。

“我一直都很想念我的女儿，”他对我们说，“我知道如果她去了美国，也不可能把她带回来了。我没有过分的要求，我只想看到一张她的照片，拿到她养父母的手机号。”

我真的很想帮他，而我也确实曾有一个成功的案例。那是一个被拐卖至湖南、后被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家庭领养的双胞胎女孩之一。当时，那家美国家庭将她的照片发到了网上，我据此找到了她。

在那个案例中，我大致知道她是从哪家孤儿院被送出的，也见过她的双胞胎妹妹，知道孩子长什么样。而那名女孩在被领养时已经两岁，比多数被送往国外的婴儿年纪要大一些。

但周的女儿，在被送走时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孩子一样年幼，我们掌握的信息很少，几乎不知道她被送到了哪里。一切看上去希望渺茫。

一位美国父亲对真相的探索

找到米娅·格里芬，是布赖恩·斯图伊最引以为傲的案例之一。他在犹他州Lehi经营着一家机构，与他中国出生的妻子龙兰一起，至今已帮助将近250个中国亲生家庭与北美及欧洲的被领养者取得联系。每年，成功“匹配”的数量都在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被领养者意识到：找到亲生家庭，并非不可能。2023年，斯图伊夫妇促成了29次成功匹配，而到了去年，这一数字猛增至61次。

斯图伊是个高大、直率的户外爱好者，一头金发已褪成银白色。在揭穿“美国家庭从中国的垃圾堆里救出女孩”这一神话方面，他可谓功不可没。因此他在领养社群中并不受欢迎。正如《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实验的故事》（2015年出版）作者方梅所说，他在领养社区中的受欢迎程度，“就像戈尔在欧佩克大会上的受欢迎程度一样”。

斯图伊出生于一个摩门教家庭，原职业是股票交易员，也是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坚信“零人口增长”是保护地球的必要手段。他最初非常支持中国的一胎政策，并认为领养孩子既不背离他的环保信念，又能让他承担养育子女的社会责任。1998年，他和第一任妻子前往中国领养了一个女孩。后来他脱离了教会，婚姻也随之结束。此后，他作为单亲爸爸的身份又领养了第二个女孩，随后与第二任妻子龙兰一同领养了第三个女儿。

他热爱为人之父的角色，也对女儿们的身世充满好奇。这些可爱的孩子是谁生的？她们为何舍得放弃？他相信，这些问题将来女儿们迟早会问。尽管他已不再信教，但摩门教关于“祖先和家人来世重聚”的观念依然深深影响着他，让他始终相信家族历史的重要性。

2000年，他再次前往中国，希望进一步了解大女儿Meikina的身世。他并不指望能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但至少希望能看到她曾经生活过的孤儿院和她当初被“捡到”的地方。孤儿院安排他与登记文件中“发现” Meikina的两位女士之一会面。那位女士告诉他，她当时听到哭声，便发现了一个装在纸箱里的婴儿，箱中还有一个空奶瓶、一些奶粉和几张揉皱的人民币。这个故事令人动容，但却完全是为了应付他的来访而精心编造的戏码。后来龙兰回去调查，得知那位女士其实是受孤儿院院长的指示，前来安抚这位太爱问问题的外国父亲的。

还原领养真相

就在那段时间，计划生育官员“抢婴儿”的指控开始浮出水面。像周长启这样的亲生父母，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失去了孩子。而在其他案例中，官员甚至直接动用暴力。例如我曾报道过的那对双胞胎女孩，其中一个孩子就是在她姨妈家里被一群男人强行制服后被带走的。

2005年，湖南省爆出一起震惊全国的丑闻：一个贩卖人口的家庭被查获，他们把孩子卖给孤儿院。由于这类行为违法，孤儿院便伪造文件，声称孩子是被遗弃在市场、工厂门口、医院外或马路边等地。有时确实有无奈的家庭将孩子送到孤儿院。但为了避免被追究“遗弃罪”，这类真实信息也常被刻意隐瞒。

斯图伊坚信，许多中国领养案例远比表面看到的复杂。他认为，其他领养家庭也有权知道真相。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的领养论坛发布自己的调查结果，并于2005年开设了博客。很快，向他寻求帮助的父母越来越多。此时他已经离开私募行业，转而经营一家狗狗日托中心，并最终将领养调查逐步转化为一项全职事业。

在孩子被送养之前，地方政府往往会在报纸上付费刊登启事，以履行“试图寻找亲生家庭”的法律义务（尽管这些启事几乎不会被亲生父母看到）。斯图伊夫妇经常赴中国旅行，翻查档案，甚至向废品回收商购买报纸来寻找这些启事，然后转售给那些渴望了解孩子身世的领养家庭。

对于那些有资源、有勇气的家庭，斯图伊夫妇还会协助他们赴华寻亲，帮他们雇佣翻译和司机，并指导他们如何寻找线索。寻亲之旅通常从所谓的“发现地点”开始。一位被领养者在2023年的博客中写道：“那个神圣的发现地，是传说中你亲生妈妈最后一次看见你、亲吻你、紧抱你的地方。”他们寻找目击者，或者更理想的是，找到“捡到”婴儿的人。他们张贴寻人启事、发放传单、查找警方记录、请求地方媒体报道“孩子找爸妈”的感人故事，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寻亲请求。

但这些努力多数以失败告终。“这些家庭很快就会变得沮丧和不耐烦，”一位与斯图伊合作的中国导游表示（她同意接受采访，但要求匿名），“通过这种方式真正找到亲生家庭的比例非常低。因为孤儿院往往伪造了发现地点。”

斯图伊夫妇最终估计，大约10% 的被领养者是在胁迫下被从亲生家庭带走的。而对其余90% 的人来说，领养家庭所获得的信息也不真实，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片面、不完整的。

DNA连接失散的世界

斯图伊夫妇决定改变策略。到了2010年代，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基因检测价格逐渐降低，开始普及。被领养者开始提交样本，最初只是为了解自己的健康风险。但由于当时数据库中中国人的样本数量实在太少，他们几乎得不到与亲生家庭相关的实质信息。

2013年，斯图伊夫妇创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名叫DNAConnect，致力于为更多中国亲生家庭提供基因检测服务。在中国旅行时，经常遇到正在寻找失散子女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他们便邀请这些家庭提供唾液样本。样本分析完成后，他们会将数据上传至一个整合多家公司检测结果的平台，以便与已提交基因信息的被领养者进行匹配。目前使用的是GEDmatch，这家公司曾因2018年协助警方破获“金州杀手”案而登上头条。

这种方法极为有效。截至目前为止，斯图伊夫妇已从1365个中国亲生家庭中采集了样本，每六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成功匹配到海外的被领养者。

不过，斯图伊有时也会遇到负面反应。有一次，一位中国的年轻女子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姐姐，主动联系了他，却被对方的养父切断了联系。养父写信对他说：“他们当初把她丢在街角等死。我们家不希望再有任何接触。”斯图伊对此回应：“很显然，被领养者会感到愤怒。问题在于，他们被灌输的那些故事，很多根本就是虚构的。”

如今通过基因检测寻找亲人的方式，也正在柬埔寨、埃塞俄比亚等曾大量将儿童送往国外领养的国家中流行开来。而最为系统的寻亲工作正在韩国展开。全球大约有20万名被领养的韩国人，是规模最大的国际领养人群。今年3月，韩国政府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承认其历史上的领养记录经常被操控、甚至伪造。

相比之下，中国的孤儿院通常根本不保留亲生父母的信息，大多数被领养者能够掌握的线索往往是误导性的。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寻亲最困难的国家。

南昌计划：在希望与禁忌间平衡

非营利机构“南昌计划”（The Nanchang Project）于2018年由两位曾从江西省南昌市领养婴儿的母亲共同创立。目前，她们正将管理权逐步移交给被领养者群体。

“南昌计划”协助被领养者将血样提交给中国公安部门建立的DNA数据库。官方宣称，这一系统旨在打击犯罪、帮助失踪儿童与家人重聚。人权观察组织指出，该数据库可能已收集了约1.4亿份基因档案—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并怀疑其主要用途是用于监控人口，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群体。

“南昌计划”巧妙地避开了敏感的政治议题，始终不触及造假记录或儿童被强行带走等问题。迄今为止，该项目已促成近百名被领养者与其亲生家庭的成功配对，其中一些团聚场面还登上了中国电视和社交媒体。

“这些场面常被渲染成充满喜悦的团圆时刻，”共同创始人之一的艾琳·瓦伦蒂诺（Erin Valentino）表示，“是那些长大成人的被领养者重返故土、寻根归乡的温馨故事。”

但对于试图自己发起寻亲的被领养者来说，他们往往面临重重阻力。许多中国人至今对国际领养几乎一无所知，误以为孩子仍留在国内，因此有些人不愿将自己的基因样本交给外国人。同时，也有人担心将血样提供给中国公安机关，担心个人信息会被官方滥用。

心理层面上的障碍也不可忽视。对亲生家庭而言，放弃孩子既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羞耻，也常常是贫困的象征。在一些家庭中，这甚至成了一个被严守的秘密。但自从2015年中国结束一胎政策以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鼓起勇气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几乎所有研究这一议题的记者与学者都观察到：即便是“主动放弃”孩子的父母，也长年背负着深深的内疚与失落。

领养家庭的反应则不尽相同。我曾遇到一些养父母对寻找亲生家庭非常热衷，甚至比孩子本人还要积极；也有一些则担心，寻亲行为会扰乱他们已有的家庭关系。中国领养之所以在当年受到推崇，很大一个原因是它为领养家庭提供了高度的匿名性。某家领养机构曾在其网站上如此宣传，“一旦孩子被遗弃，在中国法律中属于违法行为，亲生父母通常不会留下任何身份信息。”

一位极为坦率的养母珍妮弗·多林（Jennifer Doering）曾对我说：“我们并不希望有一天在美国，突然有人跳出来说，‘那是我孩子’，‘那是我孙女’。”然而多林在查询她女儿的领养记录时，偶然发现了一张女儿在寄养家庭的照片，注意到旁边还有一个女孩，和她长得一模一样。事实证明，她的女儿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也被领养了。这一发现引发了更多关于亲生家庭的真相。多林说，“一旦你看到了那样的画面，你就再也无法假装没看见了。”

寻亲，一道必须慎开的门

2024年9月，中国正式终止国际领养，主要原因是出生率持续下降。至此为止，留下了约16万名中国被领养者，其中大约一半生活在美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对寻找亲生家庭感到害怕。这迫使他们在本就处于身份认同的危机阶段时，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那些未能找到亲人的被领养者，也可能陷入无法放弃的执念困境之中。

“每一个正在寻亲的人，都会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南昌计划的共同负责人卡西迪·萨克（Cassidy Sack）说。她自己已花了近八年时间寻找自己在重庆的亲生家庭，却仍未成功。也有一些人根本不愿踏出这一步，担心真相令人失望。他们也害怕亲生家庭会向他们索要金钱，或者期待他们履行孝道。

“你必须谨慎选择你想打开哪扇门，”一位二十多岁的被领养者告诉我，“你得问自己：‘我真正想填补的是哪一种缺口？’而我，并没有那个需求。”

还有一些人，比如米娅，则是在无意中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尽管基因检测平台承诺保护用户隐私，并提供“不寻找亲属”或“拒绝联系”的选项，但斯图伊坦言：“只要你把DNA放进数据库，就有可能发现一些你原本并不想知道的事。”

尽管如此，他仍鼓励被领养者尝试基因检测。“寻亲是一个多层次的旅程。你可能找到亲人后，决定不与他们来往。但至少，你会知道一些关于自己生命的真相。否则，那个疑问将永远盘旋在你心中。”

“你好”：等了20年的问候

如今，米娅·格里芬已24岁。她肤色细腻，眼神清澈明亮，高挑健美，很少化妆，也不太佩戴饰品，除了鼻环和一条金色蛇形吊坠项链—象征她出生于蛇年的2001年。她是在得知中国的亲生家人一直在找她之后，才买下这条项链的。

与亲生家人重新建立联系，对米娅而言，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2022年9月，她在收到23andMe匹配通知后的那个周末回了趟养父母家。她回忆说，父母似乎比她还要激动。父亲甚至打趣道：“我希望你还是会叫我‘爸爸’。”

随后，一家人一起联系了布赖恩·斯图伊。斯图伊告诉他们，自己和龙兰早已了解周长启多年来的寻女经历，并递交了他的DNA样本。

“你的故事，是我听过最令人心碎的之一。”斯图伊对米娅说。

米娅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这款在中国无处不在的社交软件自带翻译功能。很快，她收到第一条讯息：

“你好，我叫周佳海。”对方写道。

“你是我表哥？”米娅问。

“我是你哥哥，”他说，“你是我妹妹。我们的爸爸一直在找你。我们等你很多年了。”

哥哥比她大两岁，目前在广东当美发师。他用翻译软件向米娅讲述他们的故事：他小时候如何陪父亲四处找她，他们的母亲如何离开家庭，并多年不再与他们联系。佳海告诉她，母亲甚至在微信上拉黑了他。

与父亲的联系则没那么顺利。米娅尝试传了一些照片给他：一张自拍、一张穿毕业袍的照片、还有她的网球拍和尤克里里。她试图用这些图像展示自己的生活和爱好。但由于周父不识字，也不太会用智能手机，两人之间的交流陷入僵局。她又尝试了一次，依然没有回应。

我与米娅断断续续保持通信近两年，讨论是否可以前往印第安纳与她见面，并协助安排一次有口译的远程视频通话。最终，我们将时间定在一月底，春节期间—中国人传统的团圆节日。那时，她的哥哥会回家，能够协助可能的通信技术问题。

考虑到时差，我们约在早上7点，通话在米娅与室友合租的公寓厨房进行。视频很快接通。屏幕另一端，是远在七千英里之外的周长启。坐在他身边的，毫无疑问是她的亲哥哥佳海。

即便透过手机小屏幕，也能看出他们的生活困顿。身后是砖砌房屋，没有任何取温条件，父子俩穿着棉袄，呼吸在冷空气中化作丝丝白雾。

这次对话几乎由周长启主导。他如今68岁，头发剪得很短，已一片灰白，身板还算挺拔，但牙齿暴露了岁月的艰难与贫困。他说起话来有条不紊，已不再像当年频繁给我打电话时那样情绪激动了。

他向米娅讲述了这二十余年来如何找她，不过略去了其中最痛苦的片段。

“他们一开始说是你妈妈带走了你，后来又说你去了美国。我根本不信。”他说，“几年后，我开始绝望了。二十年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但突然来了个如此大的惊喜。”他为自己未能及时回复她的讯息道歉：“其实我很想跟你说话，但我不会讲英语。”

米娅静静聆听，眼角泛起泪光。她没有准备发言稿，但她完全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那是一句早已想说出口的道歉。

“我想让你知道，我过得很好，也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她对翻译说，“也许我作为美国人拥有更多的东西与机会，但那并不代表你们的生活对我来说就不够好。”

通话持续了一个小时，临别前大家约好第二天继续，这一次，米娅的养父母也将一同加入。

第二天，我们在米娅父母温馨的家中架好设备，圣诞饰品点缀着每个房间。我们将iPhone架在厨房台面上的Dunkin咖啡罐上。米娅与母亲玛丽坐在吧台凳上，父亲比尔因出差无法到场，于是通过视频接入通话。

双方几乎以仪式般的方式互致感谢与道歉来开场。

“我们为当年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现在你终于见到她了，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我们祈祷我们将来有机会见面，你可以拥抱她。”比尔说道。

周长启回应道：“我非常感谢你们两位，米娅受到了优秀的教育，也得到了你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这次通话气氛轻松许多。米娅完全放松了下来，恢复了她的自信和开朗。她举着一张张照片对着镜头展示给父亲和哥哥看 -- 她小时候的模样，她和父母、朋友的合影。还拿出了自己的驾照和第一本护照。周也分享了一张堂妹的照片，并介绍了在旁的亲人—他的母亲，也就是米娅的亲祖母，九十多岁，向大家打招呼。

他们还拿米娅的性格开玩笑。她脾气固执倔强，性格泼辣。她现在觉得，这很可能是从周那儿继承来的。

周笑着说，“我也一样。我一旦决定做一件事，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定要做到底。”

米娅说，“我为他的坚持感到骄傲，虽然也难过他花了那么长时间找我。”她还谈到自己那份很挑战的工作，辅导问题青少年：“我继承了他的精神。我把它传递给那些在美国也需要这份力量的孩子们。”

唯一稍显尴尬的是下一步如何安排的话题。周询问米娅是否可以来中国住一段时间并学习中文。米娅的父母很兴奋，开始打听机场和行程安排。但米娅却推说，学业与工作压力太大，暂时抽不出身。

周体贴地回应：“我不想打扰她学习。我虽然没念过书，但我希望她接受最好的教育。”他甚至提出捐助她两万元人民币支付学费。米娅礼貌婉拒。

团圆只是开始

通话后，玛丽拿出2002年领养米娅时的一些文件。其中一份由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出具的“弃婴证明”，正是周长启曾去寻找女儿、却被挡在门外的那家孤儿院。文件上写着：张颖希（米娅在孤儿院的名字）于2002年1月2日被人捡到，送入福利院，“未能找到其亲生父母或其他亲属。”

我们仔细对照了时间线。显然米娅是在农历新年前从旅馆被转送至长沙。3月6日做的健康体检报告，明显是为领养做准备的。格里芬夫妇4月底获领养推荐，6月中旬正式接她回家。

而那个时候，周才刚刚踏上他的寻女之旅。一切都表明，当局从未打算把孩子还给他。

离开米娅父母家的那天，她沉默不语，神情疲惫而隐约沮丧。当我提到这也许算是一种“幸福结局”时，她立刻反驳了我。

她是对的。她的哥哥失去了童年，父亲失去了积蓄、家当和妻子。而她自己，在与愤怒和被遗弃的情绪搏斗多年后，开始感受到一股新的、沉重的负担—为父亲坚持不懈寻找她而感到的内疚。

“我在印第安纳踢球的时候，他正在满世界找我。”她说。

这不是一个“幸福的故事”。但正如她后来所说的那句话：

“宁要残酷的真相，也不要温柔的谎言。”

—节选自《竹林女儿：从中国到美国，一个被拐、领养与失散双胞胎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