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领养市场如何催生了儿童贩卖
- Barbara Demick
- Aug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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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Demick — 2025年5月22日
1991年，中国首次允许外国人领养中国儿童。这些孩子据称是因独生子女政策而被遗弃的。然而，部分儿童实际上是被拐卖的，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领养需求。
在《Daughters Of The Bamboo Grove》（2025年5月，Random House）一书中，Barbara Demick 讲述了一对在中国出生的双胞胎姐妹的真实故事：她们因父母担忧违反独生子女政策而在出生后被迫分离。以下节选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代间盛行的国际领养与儿童贩卖现象。
2005年11月15日下午，湖南衡阳
警方接到线报，拦下一辆下高速的中巴车。他们顺着一股尿液和粪便的异味，在后车厢发现了一个纸箱，里面是四名婴儿。听到微弱的哭声后，他们又在车上发现了多个箱子，共找到12名几个月大的婴儿。孩子们被紧急送往医院，涉案嫌疑人因涉嫌人口贩卖被拘留。
接下来几周，警方在高速和火车站布控，陆续逮捕了27人，大多数为一个姓 Duan 的家族成员，包括 Duan Yuelin（37岁）及其妹妹 Meilin 和 Zhilin，还有他们的父母、姻亲和其他亲属。
警方调查发现，Duan 家族原是社会底层劳动者——养鸡、捡垃圾、做保姆、搬运工等。到了2000年代初，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企业家”，经营着一个盈利丰厚的婴儿贩卖网络。他们对所作所为毫不避讳，甚至感到自豪，自称这是“合法生意”，因为他们是把婴儿卖给国家运营的社会福利机构，也就是孤儿院。
“允许国际领养，某种程度上等于中国共产党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991年，中国悄然出台了新的领养法律，首次允许外国人合法领养中国儿童。此前，只有极少数有血缘关系的外国人可领养。
彼时，中国每年弃婴数量估计在10万至16万之间，主要因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国家为控制人口，认为超生孩子不该留下，尤其不能成为财政负担。开放国际领养，对中共而言，等于承认政策失误，是一次“失面子”的让步。
虽然在中国境内，外国领养不是秘密，但也鲜有宣传。孤儿院通常设在城市边缘的社会福利机构中，有时挂着“幼儿园”的招牌以掩人耳目。外国领养家庭多数被安排在酒店与婴儿“交接”，被劝阻进入孤儿院，以免引起围观与质疑。
另一方面，美国人对从中国领养孩子早已耳熟能详。这个项目迅速超出了原本的预期。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数据，在政策实施的第一个完整年份——1992年，美国领养了206名中国婴儿；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飙升至7906人，使中国成为国际领养儿童的最大来源国，超越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韩国。对中国领养的兴趣也迅速扩展到美国之外。不久之后，西班牙人、加拿大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等也开始热情地排队申请中国女婴。
中国的做法与西方家庭的偏好完全契合。领养家庭通常更希望领养女孩而不是男孩，他们认为女孩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而在至少直到200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里，被提供领养的中国儿童中约有95%是女孩。中国的相关法规也倾向于年纪较大的领养人——至少35岁——这刚好与西方夫妇的年龄结构相符，他们通常结婚较晚，往往是在多次试管婴儿失败之后才考虑领养。至少在最初阶段，中国法律也允许单身人士领养，这为同性伴侣打开了领养通道，尽管他们不能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来自中国的婴儿比其他国家的国际领养婴儿更少见有先天缺陷。中国的生母往往来自农村，相较于西方国家的母亲，她们在怀孕期间更少饮酒或吸烟，因此胎儿酒精综合征的发生率极低。同时，由于中国营养状况已有大幅改善，孕妇整体健康状况良好，既不会营养不良，也不容易出现肥胖问题。
中国的领养系统看起来是有条不紊、可预测且腐败较少的。尽管参与该项目的社会福利机构超过400家，但所有安排和资金均通过北京的中国收养事务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儿童福利和领养中心）统一管理。这种高度集中化的官僚体系对那些在复杂领养流程中摸索的外国父母来说颇具吸引力。而没有一颗铁石心肠的人，能抗拒救助一个被遗弃婴儿所带来的满足感。正如某家领养机构宣传语所说：
“中国有一个典范的领养项目，曾受到美国国会的特别表扬。中国不仅拥有大量健康婴儿资源，而且从中国领养孩子的费用往往低于其他国家，过程也更加可预测和稳定。”
很快，关于中国女孩在美国生活适应良好的口碑便在准父母中迅速传播开来。与之前那一代从韩国被领养来的孩子不同（他们常是白人基督徒社区中唯一的亚洲人），中国的被领养女孩通常有同伴。在大城市中，由于有华人社区的存在，这些女孩不会感到自己是异类。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婴儿已成为国际领养的首选对象。纽约人开玩笑说，看到纽约街头婴儿车里的中国女孩如此之多，以至于当推车的母亲本身也是中国人时，大家反而会多看一眼。
这些女孩，扎着黑亮的小辫子，成了美国媒体的宠儿——她们学芭蕾、穿着漂亮的天鹅绒裙子参加《胡桃夹子》的演出、骑小马、游玩迪士尼。关于中国被领养女孩在社交和学业方面表现出色的报道层出不穷。名人也喜欢炫耀自己领养的孩子。专栏作家 Ellen Goodman 深情地写道她的领养外孙女：“我们对她的爱坚定而深厚，也许正因为这份亲情并非出自生物血缘。我们一起学会了什么是爱的全球化。”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画面感十足：这些曾被丢弃在中国垃圾堆上的小女孩，如今在美洲或欧洲过上了美好生活。
每个人都想要一个中国女儿。需求急剧上升。但就在大家以为被遗弃女婴永远不会短缺的时候，情况却并非如此。
“没有人能抗拒领养一个被遗弃婴儿带来的满足感。”
到了新千年之交，横扫中国农村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变化让家庭不再轻易放弃自己的女儿。那些离开农村、到工厂打工的年轻女性挣的钱几乎和男性一样多，而且经常会把钱寄回家。她们结婚后也不一定就辞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比例从80%降到了不到50%。
城市化意味着人们住进了更小的房子。不管怎么说，农村收入已经提高到足以支付罚款的程度。而如果有人真的不想要一个女孩，他们可能会进行一次（非法的）B超，然后堕胎。被遗弃的婴儿越来越少。正当需求最旺盛的时候，中国可供领养的女婴却越来越少。用今天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供应链问题”。
对于那些等待领养的海外家庭来说，这是令人心碎的消息。而对孤儿院来说，这则是一场灾难。领养背后有巨额金钱流动，孤儿院已经对这些资金产生了依赖。除了通过北京官方处理的基本领养费用外，领养父母还必须向抚养他们女儿的孤儿院“额外捐赠”一笔不在账面的款项。这个费用被定为3000美元。这个设定的初衷是为了补偿孤儿院对婴儿的喂养与照顾。但这笔钱不能和其他费用一起转账或开支票支付，必须亲手交给孤儿院，且要求是崭新的100美元现钞。对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西方父母来说，这笔现金装在腰包或紧握的手提箱中令人感到不安，而对中国农村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如此大额的现金给整个体系注入了极具不稳定性的腐败因素。孤儿院院长一年的工资都赚不到3000美元，所以有些人挪用这些钱也就不足为奇了。曾有一人被指控用这笔钱买了一辆奔驰，他声称是为了接送海外的领养父母。
但公平地说，孤儿院的确需要这些钱。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中，孤儿院隶属于一个更大的机构，称为“社会福利院”。这些机构承担照顾残疾人和老年人等多项职责。他们捉襟见肘，职责不断扩展，而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金却非常有限。那些3000美元的“捐赠”正是维持系统运转的关键。
他们需要更多的婴儿。
“中国可供领养的女婴在需求最高的时候用完了。”
这正是人口贩子登场的时候。Duan家人的故事具有典型特征：从赤贫到致富，再从富裕入狱。1990年代初，Duan家运势低迷。尽管中国经济在腾飞，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他们仍住在衡阳城外常宁镇一栋油漆剥落的一楼公寓里。Duan, Yueneng是长子，曾换过多个工厂的低薪工作，但都做不久，经济困难时靠捡废铁卖钱度日。“我唯一没干过的就是要饭，”他在我2010年采访他时说。
他们的困境不断加剧。他的妻子因为无法生出男孩而自杀。他的两个妹妹只受过小学教育，根本找不到工作。
Duan家的母亲Chen, Zhijin拯救了她无助的成年子女。Chen是一个瘦小的老妇人，短发贴着脸庞，就像一朵郁金香。她是个彻底的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1993年，她在家乡的孤儿院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在中文里叫“阿姨”。这是最低级别的工作，日薪仅一美元，但她并不介意。Chen喜欢孩子。
当时正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厉的时期。根据多方说法，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弃婴现象相当普遍。“天黑以后，人们就会把婴儿丢掉，”Chen对我说。“有时是路边，有时是孤儿院门前。”他们有时会留下一个糖袋子，因为农村人认为糖能给婴儿带来力量。等陈发现他们时，婴儿身上常常爬满了被甜味吸引来的蚂蚁。这让她心碎。她忍不住把婴儿带回家。
有一个女孩她留了六个月，最终决定送到孤儿院时哭得撕心裂肺。“你哭成那样，好像她是你亲孙女一样，”她的老板打趣她。
起初，Chen还得苦苦哀求孤儿院收下这些婴儿，尤其是那些体弱、多病或需要治疗的孩子。“我们没足够的食物和人手照顾他们，不能再收了，”孤儿院院长斥责她。但这种态度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那时湖南各地的孤儿院开始参与国际领养项目。曾经拒人于千里的院长现在笑脸相迎，把她请进办公室。“阿姨，你是个好人。只要有婴儿，就都带来吧，”院长吩咐道。
Chen很快成了镇上“可以安全将弃婴送往孤儿院的慈祥老太太”的代名词。她接到的电话来自婶婶、外婆，有时是自称“帮朋友忙”的男人。遗弃婴儿仍被视为丢人现眼，且属违法行为。陈正好成了中间人。
孤儿院会以小费的方式报销她的花销，小费藏在信封里，像是张感谢卡。一开始是一张50元（约5美元）的钞票，后来变成了100元。随着弃婴越来越少，这些金额也越来越大。
这些曾经的善行变成了一门大生意。1999年，Chen的女婿（Duan, Meilin的丈夫）在广东最东南角的吴川市一座养鸡场找到一份工作。广东是中国南方的制造业中心，出产全球的大部分玩具、电子产品、圣诞装饰品——几乎所有你能想象的出口产品。结果发现，婴儿也算其中之一。可能因为南方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文化，也可能是因为大量未婚流动人口，广东似乎比中国其他地区产生更多不想要的女婴。
鸡场附近住着一位老妇人Liang, Guihong，和Chen一样是文盲，也喜欢孩子。她原本是个拾荒者，在这行当中，她常常会遇到婴儿。她曾一次性照顾多达20个婴儿，放在一张大床上，床上铺着毛毯或塑料布。她买不起婴儿床，也没钱买尿布。
对Duan家来说，梁的“婴儿房”成了金矿。当时，湖南有许多被政府批准可办理国际领养业务的孤儿院，但他们缺“货”。换句话说，就是缺婴儿。而跨省贩婴是违法的。
湖南一位孤儿院院长Wang, Huachun后来告诉警方，依据法庭记录：“按我们的政策，我们不能接受外省的婴儿。但2001年我们开始办理外国人领养业务。我们可以收到3000美元的费用。因为孤儿院的婴儿不够，我和上级请示后得到答复：可以接收外省婴儿。”
孤儿院之间为了争夺婴儿展开了竞争。交给Duan家的现金信封越来越厚。如果某个婴儿特别健康漂亮，人口贩子最多能收到600美元。即使要分给鸡场附近的老太太一份，他们赚的钱也超出了从前的想象。
Duan家在鸡场附近租了一栋房子，准备长期干这门生意。他们雇佣新员工，寻找新的婴儿来源。他们招募了一名接生婆。他们雇了一个经营茶摊的老妇人（那里常是消息交换的场所）来提供弃婴线索。Duan家的兄弟姐妹、表亲、姻亲和邻居们纷纷参与。他们需要很多人手来运送婴儿，完成从吴川到湖南500英里的火车路程，湖南的孤儿院急需婴儿。每次有一两名女性作为运输人，一般是女性，因为不易引人注意。两个贩婴者最多可带四个婴儿，常将他们放在藏于座位下的纸箱中。有些运送者后来被控在途中给婴儿服药使其安静。
这并不是毫无风险的。至少有三次，贩婴者在运输途中引起铁路警察注意并被逮捕。2003年有一次，Duan家三兄妹一起被捕，被移交给衡阳祁东县警方。常宁的孤儿院负责人出面为他们辩护，确认这些人实际上是为国家孤儿院工作的，负责送来婴儿。警方也履行职责，从湖南前往常宁调查婴儿的来源。他们发现这些婴儿是卖给孤儿院的，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是被拐骗来的。
Duan家三兄妹在第一次被捕后被关押了一个月，然后获释。他们当时决定，卖婴儿已经太危险了，应该收手。但孤儿院的院长们却劝他们继续干。生意太好了。Duan, Yueneng后来回忆说，他的手机几乎不停地响，有源源不断的新“订单”。孤儿院的官员请他吃饭，送他高档白酒。“他们怎么都不够，”Duan告诉我，“他们一直打电话。”
他无法拒绝。Duan, Yueneng曾是个穿着塑料拖鞋的农民工，现在却成了穿着名牌运动鞋和黑色皮夹克的“生意人”。他出钱让父亲翻修了家里的房子。他觉得自己已经“发了”。但他后来才明白，真正赚钱的是那些孤儿院，而他拿到的，不过是他父亲形容的“豆腐渣”。
2006年，Duan家人被送上法庭审判。他们的律师从孤儿院拿到了大量原本保密的文件，最终流传到了记者手中。领养行业的秘密被曝光于众。在庭审中，检察官提交了300名婴儿被卖给6家孤儿院的证据，但Duan家后来告诉记者，实际数量可能达数千名，且婴儿被送往全国各地的孤儿院。这是一个专业化的操作系统。有收据、有发票，还有账本详细记录孤儿院支付给贩婴者的款项。里面没有任何掩饰用词，只有“买家”和“卖家”，婴儿特征也被像商品一样记录，如“单眼皮”“小嘴巴”。这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贸易并无二致，只是这里的“商品”是人类。
最后，Duan家为整个系统承担了所有罪责。Duan家成员被判处最高15年的监禁。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丑闻、维持现行体系，将全部责任推给这些所谓的“邪恶、贪婪的罪犯”，并在官方媒体上进行妖魔化。
Duan家人后来表示，他们只是众多向孤儿院贩卖婴儿的家庭之一。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问题出在政府身上——政府严厉惩罚那些“超生”的家庭，却没有设立任何合法的机制，让他们能把孩子交给孤儿院。
“我会确保这些婴儿安全。我会给他们洗澡、喂奶。”Duan母Chen, Zhijin在出狱后说。“你自己判断吧：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孤儿院之间为了抢婴儿相互竞争，塞给Duan家的现金信封越来越厚。
不可否认，这个贩婴体系在一段时间内“运转良好”。婴儿进了孤儿院；孤儿院赚了钱，修建了宾馆、养老院、儿童游乐场；领养的父母对自己的女儿爱不释手。可以说这似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除了一个问题：这一切都是非法的，违反国际法。而那3000美元的现金“捐款”，实质上成了一种悬赏，鼓励了整个儿童拐卖潮。
有些案例令人震惊。2004年，一名男子在广东省东源县的一条繁忙公路上从面包车里跳出来，从一名八岁表哥手中抢走了一个16个月大的女孩。2003年夏天，重庆一位茶馆老板出门去赶集，没注意到他25个月大的女儿悄悄跟了出来。等他回到茶馆，发现女儿不见了，他和妻子立刻贴满了寻人启事，包括贴在当地孤儿院门口。但无人回应。父亲提出进入孤儿院寻找孩子，却被拒绝进入。几周后，他的妻子以志愿做保姆为名混入孤儿院，果然认出了自己的女儿。她来得正是时候，孤儿院已经开始为该女婴办理出国领养的手续。
有时，实施拐卖的正是中共干部。从2000年开始，甚至可能更早，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官员——即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部门——开始从无法支付罚款的贫困家庭手中强行“没收”婴儿。我曾走访贵州的一个偏远村庄，当地人说，政府官员半夜偷偷来村子，观察晾衣绳上是否有婴儿尿布，以寻找可能的目标。在湖南邵阳附近的地区，至少有16名婴儿和幼儿被政府官员从家中夺走。我书中提到的一对双胞胎之一，就是在婴儿时期被一群大约十个人的政府人员强行从照看她的姑姑手中抢走的。
孤儿院并未因这些拐卖案件而被起诉。他们更像是“销赃人”，从不追问婴儿的来源。他们撇清责任。“我们只能照顾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不是被遗弃的，那是公安机关的事情，”衡阳一位前孤儿院院长Chen, Ming曾这样说。他是唯一一个因此案被判入狱的孤儿院院长。调查人员后来表示，这是因为他没交“好处费”。
改编自《竹林的女儿们：从中国到美国，一个关于拐卖、领养与被迫分离的双胞胎真实故事》（Daughters of the Bamboo Grove: From China to America, a True Story of Abduction, Adoption, and Separated Twins），作者：Barbara Demick，版权所有 © 2025，出版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由Random House出版，为企鹅兰登书屋旗下品牌之一。
标题图片说明：家长们手持孩子失踪信息的海报，拍摄于2024年12月中国贵阳，于余华英（Yu Huaying）第二次儿童拐卖审判之后。图源：乔启明/Qiao Qiming/VC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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