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父母遗弃十四年，她终于找到回家的路

在美国，越来越多被领养的中国孩子开始寻找亲生父母。对马酉学来说，这条路走了十几年，还遇见了一场难以置信的巧合。

Olivia Cheng2026年1月20日

https://www.wired.com/story/china-adoption-birth-parents/

1993年5月，一个女婴被遗弃在中国马鞍山的街边。后来听说，是她的爷爷亲手将她放在那里的。没有解释，也没人知道她在那里躺了多久，直到被人发现并送进孤儿院。

1994年8月，一位白人女士领养了她，带她去了美国，还给她起了一个英文名。

2010年春天，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读高二的马酉学决定寻找亲生父母。她知道这很难。跨国领养本就复杂，加上当时中国弃婴状况隐秘，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但养母非常支持她，还通过雅虎群组——被领养者最早的网络论坛之一—-联系到一位“专业寻亲者”。这位受托的寻亲人在安徽马鞍山人流密集处张贴了马酉学的信息海报，又根据《弃婴证明》找到对应的派出所，在那儿查到了一张当年留在她身边的简短字条。

九月，几户人家前来相认。其中一家看起来很有希望：家里有一个大女儿和一个小儿子。看照片，马酉学觉得眉眼有些相似。为做亲子鉴定，她寄去了自己的口腔拭子样本和几根头发。

十一月，养母发来消息：DNA比对成功，匹配上了！马酉学想立刻告诉所有亲友——她感到自己的人生完整了。她开始学中文，通过短信和亲生父母联系。双方互诉思念，盼着早日相见。

然而2011年春假时，生父告诉马酉学，她的生日是1994年9月11日。这不可能，那时她已被领养。马酉学以为是记错了，对方却坚持说：“妈妈怎么会记错孩子的生日？”

向DNA公司核实后，马酉学才发现他们发错了别人的报告。这不是她的家人。心碎之下，她删光了和那家人的所有聊天记录和照片。明知这些资料或许对其他寻亲者有用，她却无法再面对现实。渴望，就意味着有承受失落的风险；而选择寻找，便得准备好心碎的可能。

与此同时，在安徽一个小村庄里，一位母亲正在让已成年的女儿和还在读中学的儿子帮忙寻找两个早年送走的女儿。她早就想找，却只会说方言，也不懂怎么用网络。没上过学，不知从何找起，周围也没人知道该怎么帮。

几十年前，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悄然注定了这个家庭的命运。上世纪70年代末推行的计划生育，让“能否生下这个孩子”成了国家管制下的决定。80年代，农村家庭只有第一胎是女孩的，才被允许生二胎。违规者面临重罚，甚至可能被强制绝育或遭受暴力对待。

如今，美国有超过8.2万名领养的中国孩子，其中多数在1999年至2016年间被领养，超过六成是女孩。领养家庭大多为白人、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由于遗弃孩子在中国属违法，这些孩子与原生家庭之间留下的线索少之又少。

2011年夏天，就在那次误认之后不久，马酉学和养母再次来到中国寻亲。通过一位同样从该孤儿院被领养、后来成功找到亲人的朋友，她们联系到另一位专业寻亲者。这位寻亲人与当地一位电台主播曾帮助多个家庭团圆。借助警方档案和之前找到的字条，这次她们有了更具体的线索。

马酉学在马鞍山接受了多家报纸、网站的采访，甚至有一段寻亲视频在当地所有公交车上循环播放。孤儿院档案推测她出生于1993年8月至1994年1月之间，因此她重点寻找在这期间遭遗弃的女婴的家庭。她做了血型比对——有一家人全部吻合，甚至清楚记得当年留在孩子身边字条的内容，说那是绝望中写下的。

在摄制组的陪同下，马酉学和养母乘车前往这家人所在的小镇。一路上谁也没忍住眼泪。可就在那家母亲走出门的瞬间，马酉学心里一沉——她们长得一点也不像。

马酉学早就怀疑自己的档案有误。1994年被领养时，她个子比同龄人高，档案却写她只有七个月大。孤儿院孩子常因营养不良发育迟缓，即便考虑这一点，她的实际年龄也应该更大。她的牙齿数量也远超七个月婴儿应有的。

此刻她明白了：字条、警方记录、照片……所有这些都属于另一个孩子。1993年，确有一个女婴被遗弃在马鞍山某派出所门口，但那不是马酉学。那个女孩——愿她还活着——可能正用着马酉学的身份，因为马酉学手上拿着属于她的档案。

马酉学继续寻找，但自己所知的身世信息全是错的。唯一确定的，只有养母当年领养她的那所孤儿院。

2012年秋天，新的寻亲者联系上马酉学，说有人看了她的采访，想请她上央视寻亲节目《等着我》。那年年底，她成了该节目首位非中国籍的寻亲者。后来有一户人家前来相认，却因血型不符被排除。

尽管马酉学继续学中文，希望却日渐渺茫。几年过去，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马酉学禁不住想：亲生父母正渐渐老去，时间也许真的不多了。

安徽一位妇女偶然看到马酉学的采访视频，却没认出她。她随手划了过去，不知道屏幕上的正是自己的外甥女。她的姐姐，马酉学的亲生母亲，已经找了这孩子很多年。

近几年，越来越多在美国被领养的中国孩子开始寻亲，他们许多人直到成年才迈出这一步。得益于23andMe、AncestryDNA等提供的基因检测商业服务，他们找到了十年前几乎不可能找到的亲人。我采访的一位女士上传DNA几天后就找到了父母；另一位叫艾莉丝的姑娘，通过14%的基因匹配，发现了一位同样被领养、住在美国的表亲。两人第一次视频见面时，只是静静注视着对方的脸。“恍若做梦一般，”艾莉丝说。和许多重新联系上海外亲属的被领养者一样，她们从家族历史聊到彼此人生的奇妙巧合：两人都在读博士，业余都爱做手工——编织、钩针、绘画。这些相似，仿佛一根看不见的线，早就将她们连在一起。

科技正逐年拉近跨国领养者与血缘家庭的距离。中国2009年建立的“全国打拐DNA数据库”，让任何人都可前往派出所提交DNA寻亲；2016年上线的“团圆系统”则结合电子地图与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寻亲信息。类似美国的“安珀警报”，“团圆系统”通过近30个手机应用和媒体渠道向公众推送信息。全国设立的免费采血点，也进一步扩大了寻亲网络。这些举措既是为了解破拐卖儿童的积案，也是对国际社会关切的积极响应。

2024年4月，在一次帮助人们整合基因档案的线上活动中，马酉学第一次听说“全国打拐DNA数据库”。这正说明该数据库在海外仍鲜为人知。次月，在公益组织“南昌计划”的指导下，马酉学将自己的DNA样本寄往中国。

7月14日，马酉学收到样本送达的通知。48小时后，一个惊人的巧合发生了：安徽一位妇女也将自己的DNA提交至该数据库。

8月20日，“南昌计划”的志愿者发来祝贺邮件：马酉学与一对父母双双匹配成功。起初她不敢相信——上次的误判还历历在目，但这次父母双方同时匹配，让结果确凿无疑。

志愿者告诉了马酉学生父母的名字。第二天一早，她的Instagram收到一条陌生人发来的信息——这个人是她中国表姐的一位朋友。

2025年4月，马酉学和养母飞抵上海。亲姐姐带着丈夫和孩子来接机，泪流满面地将两大束花塞进马酉学怀里，姐夫则举着“欢迎回家”的牌子。那几天，她们团聚上海边走边聊。

马酉学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当年家里留下了大女儿，之后送走了二女儿，再后来是三女儿——也就是马酉学。二姐至今下落不明。马酉学的父母一面曾承受祖辈“必须生儿子”的压力，一面又得面对当地严厉的计生政策。她的真实出生日期与档案相差八个月。如今细看，她和母亲肤色相仿、颊纹相似，笑起来的神情则和父亲、弟弟一模一样。

在上海小住后，姐姐一家开车带她们回到父母居住的村庄。马酉学的原籍并非马鞍山，而是附近芜湖一个更穷的村子。那时被送走的孩子，常被放在更繁华、更容易被人发现的城市。

父母和弟弟等在酒店门口。父亲红着眼圈哽咽，身穿蓝色Polo衫；母亲一套红色丝绒运动服，紧紧抱住马酉学，又拥抱养母。马酉学后来告诉我，其实父亲比母亲更爱哭。

亲戚们早已聚齐等候。马酉学走进村里时，家中请来的宴席班子已备好菜，鞭炮声阵阵响起。红毯从门口铺开，她和养母各披上一条红羊绒披肩。全村都被请来参加这场宴席——十张圆桌，二十二道菜。横幅上中英双语的金色大字写着：“欢迎女儿回家！” 在此之前，村里人都不太相信马酉学真的被领养到了美国，直到亲眼见到她金发白肤的养母。

家人开车带她们在村里转，看从前劳作过的鱼塘和蟹田，水面倒映着淡蓝的天。看着父母同骑一辆小摩托、笑得开怀，马酉学仿佛能看见他们年轻时的样子。

一位阿姨一直在旁落泪——她也送走过两个女儿，至今仍在寻找。

马酉学的父母大半辈子务农，几乎没上过学，平时只说方言，母亲勉强能说几句普通话。即便马酉学会说中文，交流时仍需要翻译。

直到本世纪初，这里很多家庭还用不上自来水，日子过得紧巴巴。“对不起……”这是每个亲人对马酉学说的话。父母、叔伯、兄弟姐妹，个个如此。但马酉学告诉我，用“原谅”来形容她的心情并不准确。“我不只为自己难过，也为他们难过。”她说。

如今，每年都有更多中国被领养者寄出DNA试剂盒、上传照片，或向“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提交样本。随着数据累积、网络连通，团圆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中国警方不仅运用DNA技术，也借助人脸识别助力寻亲。一些领养者在类似TikTok的平台“红笔记”上分享经历。曾如大海捞针的寻觅，正渐渐汇成一股暖流。对马酉学和成千上万寻亲者而言，每一次重逢都在证明：过去的，并非就意味着永远失去。

历经十四年寻找，其中三年在中国实地奔走，马酉学如今已和亲生家庭保持联系。提起这段经历，她眼里有光。今年二月，她要回芜湖和他们一起过年。“还没等见面，我就已经爱上他们了，” 她说，“整个寻找的过程，也是爱的过程。”如今马酉学运作着一个非营利组织，为被领养者搭建线上社群、组织线下相聚。除了仍在寻找的二姐，她还在帮助巡找两位失散的表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