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流成河时杀人知多少？ 《被国策处决的胎儿》一书的自述

导读

这篇自述是一篇关于生命、人性、反思的文字。

作者原本和许多人一样，将计划生育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政策，直到冯建梅被强制引产的照片震撼了她的良知。由此，她开始回望自己的人生经验，回望城市与农村中无数女性被迫堕胎、家庭被暴力撕裂的真实经历。

本文不是抽象的控诉，而是由亲历、见闻与自省组成的记录。它追问的不只是政策的残酷，更是：在以国策之名发生的暴力面前，我们是否选择了顺从、沉默，甚至参与其中。

这是一篇写给被消失的生命，也写给仍然活着的人们的文字。

“真正可悲的是，大多数恶行，来自那些从未认真思考过善与恶的人。“

—Hannah Arendt

计划生育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发展经济，降低人口。”“一对一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计划生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妈妈只生我一个。”……。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计划生育既然基本国策，是法，每个人就必须遵守。还有，我狭隘地想：“反正我也不想多生孩子了，计划生育和我没有关系。”

面对冯建梅

直到2012年，无意间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妇女躺在病床上，表情痛苦而绝望。她的身边铺著的塑料布上，摆放著一个蜷曲著像个大逗号的婴儿。这是一个女婴，身体上还有血，脐带并没有处理，她好像在母亲身边安静地睡著了。这位妇女的名字叫冯建梅，23岁，家住陕西省安康地区镇平镇。因为一时交不上四万元的计生罚款，被当地计生干部围、追、堵、截、打、拉到医院，打了催产针，30多个小时后生下这个死婴。

这张照片轰动了世界，也震醒了我。面对冯建梅和她死去的孩子，我瞠目结舌，难以言语。这个小小的人儿，还没有出生，就被杀死了，仅仅因为她没有人间的准生证。面对这张照片，我愤怒了，没有钱，就要你的命，这简直是土匪强盗的暴行。面对这副照片，我不停地垂泪，为躺在病床上如鱼在刀板上任人宰割的母亲，为这个没有权利到人间啼哭一声，还没有留下姓名的生命。

是谁杀害了这个圆圆的头、黑黑的发、已经长足月份的小人儿？面对著触目惊心的死婴和血，我不断的扪心自问：如果我是冯建梅，我的身体会遭受怎样的疼痛和煎熬？我的精神会承受怎样的屈辱和打击？如果那个被杀死的小人儿是我怀胎八、九个月的孩子，我的骨血，我是那么的爱他，期盼著他的降生。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小衣服、小被子、小摇篮、小奶瓶子。但他被瞬间杀害了，生下来的是我不能抱在怀中亲吻的死婴，我怎么承受这个残忍的事实？以国家的名义，政策的名义，公务的名义，计划生育就可以随便杀死婴，我怎么承受这个残忍的事实？

以国家的名义，政策的名义，公务的名义，计划生育就可以随便杀死一个妇女肚子里的胎儿吗？

城市里的计生

近几年，我开始反思中国人是太多，是应该控制人口的计生政策。我小时候，因为亲戚的领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生活。那是七十年代初，我记得邻居江妈妈家有七个孩子，五女两男，就江伯伯一个人工作，一个月九十多元钱的薪水就把一个家子人养活的挺不错，每个孩子都能上学念书，穿戴的乾净整齐。邻居陆妈妈家有五个孩子，三女两男，记得过年时候媳妇女婿孙子孙女都回来了，一家人吃饭得拼两张桌子，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好不热闹。陆妈妈带大一个孙子，又带另外一个孙子，虽然辛苦劳累，但她生活特别愉快。因为老人喜欢儿孙满堂……

七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开始施行“一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家属院的孩子少起来，冯加友家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孙金哲家生了两个孩子，两个男孩，经常打架，他们的妈妈说：“如果生一个女孩就好了。”……

1979年下半年开始，计划生育政策又变为要求一对夫妻只生一胎，大街上到处都是一对夫妻抱著一个胖宝宝笑哈哈的宣传画。

八零年，我开始在甘肃省玉门市工商银行工作。单位上计划生育抓得很紧，还专门请来医生给女职工讲解避孕知识，介绍各种避孕环的功能和使用。那时候每个家庭只要生了第一胎，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就谁也不敢提不敢想再生第二胎的事情了。记得那时候经常有已婚的女同事请假，单位上会给半个月的假期，不扣工资。大家小声神秘地说：“做掉了个娃娃，请假休息去了。”你们女人，就是事多。”月份大了不行，就赶紧做掉了。”大家善意地谈论著，平静地说笑著，仅有的一点同情是给经受流产的女同事的。没有任何人站在那个被流产的胎儿角度去惋惜去叹息，每个人都觉得他(她)不过是一块小核桃大的肉，他(她)是多余的，不应该存在，就让医生用机器、用剪刀、用钳子把他(她)弄出来。没有人想到，没有人认为、没有人能说出：“那是一个生命！那是一个人！是不应该这样对待他(她)的！”

一百多人的单位，育龄妇女不过三十多人数。同事小杨流产过，小黄流产过，小陈流产过，小常流产过，小蒋流产过，小宋流产过……我没有统计过，但是估计有三分之一，甚至超过半数的女同事流产过，打过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记得好朋友小红说过：“医生骂我，你刚生过孩子，就怀上了，就打胎，你不要命了吗？我也不想打胎，打胎多疼呀。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让生，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个女儿，给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多好。唉!国家政策不让生呀。”那时候打一个胎十多块钱，还可以报销，又有半个月休假，还拿著工资，众妇女们也觉得不亏。医院里妇产科总是很忙，我有一次就看见六、七个女人坐在门诊部等著打胎。

中央文件下发下来，地方上总是“认真学习，积极贯彻执行。”现在回头看，计划生育政策在广大城市执行得相当顺利，几乎没有人胆敢“以身试法”。如同我采访过的维权律师滕彪所说：“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北京可能就比农村比中小城市要文明一点，没有遇到强制节扎、强制堕胎。但是那个政策也是不得了的，开除公职什么的，就没有饭碗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城市里没有那么野蛮，就是因为后面的处罚足以威慑。一个女性一怀孕都是自动地就去打胎，有些就是几次。这方面的学者有一个数据，中国每年有上千万的人工流产。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

今天，我想说，我们这些自以为非常文明，有知识有文化，颇有优越感的城市人，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自私？多么的胆小？我们习惯了做国家的奴隶，习惯了弯腰磕跪，习惯了温顺的服从。当我们肚子里有了一个胎儿一个生命，却没有反抗，没有思考，没有犹豫，没有争取，就乖乖的像一头任人宰杀的绵羊一样，自己坐上手术台，岔开双腿，心甘情愿的堕掉自己的骨肉，没有负罪感地打掉一个生命。

面对这个屠杀胎儿的国策，我们都是拥护者、受害者、沉默者。这是不是我们的耻辱？是不是我们良知的麻木？是不是我们的愚昧和残忍？

我曾经在她们的行列，也打过胎，我也在拷问自己。

农村里的计生

现在想起来，早在三十年前，我在陕西富平县老家的村里就看到过许多有关计划生育的事情，只是习以为常麻木不仁。

记得我二十出头那年，去看望一个朋友。他的哥哥和嫂子、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住在生产的队仓库里，房子阴暗破旧，家徒四壁，除了被褥锅碗什么都没有。朋友说：“我哥哥是大学毕业的，在公社中学教英语，就是为了计划生育，没有公职了。不让教书了，回来种地了。”我漫不经心地问：“他生了几个？”朋友说：“三个，前两个都是女娃，还好，第三个算是生了个男娃。”我问：“老二呢？咋只见一个女娃？”朋友解释：“生下来就送到外婆家去了，藏起来了，不敢让回来，不然男娃的户口报不上。”

记得那个曾经的英语教师灰头土脸的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不时地翻看著一大簸箕小鸡娃，指望著快点长大了下蛋了，能挣一点钱，能养活这几张嗷嗷待哺的小嘴。教师的妻子倒是高兴地抱著一岁的儿子说：“咱农村，没个男娃不行，叫人看不起。有这娃，就行了，对得起人家先人了。”

我回家将英语教师的遭遇告诉我当农民的父亲，父亲眉毛一立说：“球，为个娃把工作丢了，也是没有脑子。”农村家庭供出来个大学生不容易，有工作就有工资，能养家活口，吃商品粮，老了有退休金养老。父亲的态度也并非没有道理。

我父亲最好的朋友名字叫李中原，河南人，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记得我八几年那阵回家探亲，李叔叔家总是有来自河南的亲戚，有男人也有女人。李叔叔对我父亲说：“不得了，我这里成了接待站了，来了一批，走了，又来一批。”细心听时，原来都是他们夫妻的河南亲戚跑到他们这里来躲避计划生育，女人怀孕三、四个月之后，男人领著逃来，给李叔叔家干点农活，混口吃喝。过上几个月，女人生了孩子，抱上孩子再回河南。“娃生了，他就没有办法了，不然，你就是怀上，人家也催著撵著逼迫著，让你把娃堕掉。”那时候，我父亲在队里给社员磨面，李叔叔家三天两头就拉来麦子玉米磨，吓得他们家河南亲戚说：“不敢这么吃，不敢这么吃。”

李叔叔妻子的弟弟也是来躲避计划生育的，有时会来串门子聊天，他说：“嗨！那些狗日的坏得很，我们逃出来了，我妈带著女娃在家里，人家土匪一样来了，啥都拿去了。粮食、被子、单子，最后连门都给拆了。一个老婆子，哭天喊地有啥办法？我就等婆娘把娃生了，赶紧回去，把地都要荒了。”

当时还没有结婚，更不懂生育一个男孩对农村夫妻和家庭的重要性的我，看李叔叔家来来往往，破衣烂衫，穷得给女人两斤桃梨都吃不起，一心想生个儿子的亲戚们，我就像看宋丹丹、黄宏演的《超生游击队》那么看热闹。我甚至在心里嘲笑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愚昧，他们的固执。封建思想，为什么一定要生个男孩？为什么不遵守国家的政策？为什么要跑到陕西来生孩子？

记得李叔叔的妻弟讲过这么一个案子，发生在河南偃师：在他们村里，一个妇女又怀了孩子，是计划外的孩子，也就是不准出生的人。队里干部三天两头催著去打胎，这个媳妇就这里躲那里藏。但是村干部压力也很大，村里多出生一个孩子就要罚款，还要被抹掉帽子(官职)。那几天，这个媳妇就快分娩了，村干部也盯得紧。这家人挺聪明，让媳妇睡在公公房子里，炕下还留著公公的鞋。公公睡在媳妇房子里，炕下还留著媳妇的鞋。半夜那些干部就领著人翻墙进来了，黑灯瞎火的撞开门，几个人七手八脚抬著公公就出了门。公公为了保护儿媳妇，也就尽量不喊叫。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媳妇就生产了，而且还是个男娃。这家人想反正都生了，你们还能怎么样？

等干部发现抬错人了，又赶紧跑回来。一看孩子都出生了，气得不得了，扑上炕一把抓住，就把这个娃娃给捏死了。把这家人给伤心坏了，好不容易添了个男娃，让活活捏死了。没有几天，这个干部的娃娃上学从这家门上过，这个男人就用锄头把这个干部的娃娃打死了。一下子就死了两家子两个娃。“

这个案子多少年都没有判，人就关著。判死刑，群众反应大得很，是你先把人家娃杀了。党的政策也没有叫你杀人嘛。”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来陕西偷生生下来的孩子已经三十多岁了。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是偷生下来的人呢？

友人告诉我的暴力堕胎

小燕，今年也快五十岁了，两个儿子的母亲。她是我在美国已经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关系亲密无话不谈。她来自福建省连江县，著名的“偷渡县”，她和丈夫也是花费了十多万美元偷渡来美，希望以后儿子过得好一点。我们闲聊天时，她多次给我讲述他们那里曾经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她家亲戚被强行堕胎。记录如下：

唉呀!我们那里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才叫厉害。超生的一律流产堕胎。妇女走在路上，如果稍微胖一点，也会被他们拦住摸，在肚子上摸来摸去，就看你怀孕了没有。如果怀孕了，是第二胎，没有间隔他们规定的时间，就被拉去堕胎。

不是谁都有认识当官的，不是谁都有后台。好多人走在路上就被他们拉去堕胎了。我的堂妹，就是我叔叔的女儿，比我小两岁。怀的是第一胎，就是还不到结婚年龄，人家就不许生，就被堕胎了。她那时候也就是二十出头，酒席是办了，农村嘛，就算是结婚了，就是没有结婚证。还是头胎，人家不让你生，你就生不了。像我叔叔那样的农民，老实巴交的，又没有钱，又没有什么后台。

我堂妹都怀孕八个多月了，想想躲一躲，偷著生下来，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她回到娘家，在我叔叔家，他们村计划生育的人还是找上来了。唉呀，抓住她拖著就要走，把我叔叔婶婶给吓的，赶紧给那些人下跪，说好话求人家，就说：“都八个月了，让把孩子生下来。”人家才不听你的，当你是放屁。人家还是把我堂妹拉走了，谁能挡得住？就那一次就抓了十几个孕妇，被他们关在一个房子里面，都才二十出头，要全部逼她们堕胎。门窗封死的，根本跑不出去。最后把我堂妹拉到医院，她当然不愿意打胎，她就骂那些医生护士：“你们是不是人？你们堕我的孩子，我咒你们将来断子绝孙。”有些人根本就不管你骂不骂，他们都听习惯了，哪个来被堕胎的不骂人？有些心软的就对她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也是执行国家的政策。”最后把我堂妹推进手术室，不让我叔叔婶婶进去，唉呀，一家人里面哭外面哭。哭也没有用，最后还是被按住打了毒针。我不知道叫什么针，反正是有毒的，打上孩子一定死。

我听说了，就去医院看我堂妹，我简直不敢看，把她给疼的，真的是死去活来。她后来给我讲，那时候真的想死，疼得受不了。他老公、公公、婆婆也来看她，又和我叔叔婶婶吵起来，怪罪他们没有把我堂妹看好，都这么大月份了，还是被他们抓住了，还是没有把孩子保住。因为我堂妹是在娘家被抓住的，如果是在婆家他们就不会说出这种话。但是我叔叔婶婶有什么办法？

折腾了一天多，我堂妹生下那个孩子，是个男孩。什么都有了，五官都清楚了，指甲都有了。唉呀，打了毒针，孩子生下来身体是黑色的。我们普通人没有见过那样的孩子，他生下来，还会哭呀，就那么放在旁边，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没有声音了。孩子就弄出去扔掉了，好可怜，我不敢看，我不敢看。人家不让你生，就不让你生，你有什么办法？这样的孩子也不能抢救了，活不了的，打了毒针了。

我堂妹过后十多年都怀不上孩子，缩宫了，被吓得惊得。到处看医生、吃药。前几年终于怀上了，生了一个女儿。如果前面那个儿子活著的话，也有二十几岁了。比我的儿子小个两岁，你看，我儿子都结婚了。

我哥哥第一个是个女孩，当然还想生个男孩，我们家就我哥哥一个男孩呀。我父母也想有个孙子，老人嘛。我嫂嫂怀第二胎的时候，也是东躲西藏，就害怕被他们抓去堕胎。有一天，人家计划生育的人来抓，就躲在后院田地里好几个小时不敢动。一个大肚子跑不动，往哪里跑？逃，逃不了。到后来月份大了，我嫂嫂躲避在人家一个没有人住的老房子里，住了好久，不敢出来，害怕被他们抓到去堕胎。我嫂嫂说一听有动静，把她腿都吓软了，胸口通通通地跳，和做贼一样。最后人家说你可以生，但是罚款5000块。九十年代初的钱，不是现在。就是一家人好几年的收入，这还不行，还要让我哥哥去做结扎手术，才算放过了他们，生下我这个侄子。

我们自己生了两个，都是男孩。我怀第二胎的时候也是艰难，交罚款5000块，还要让我老公结扎。哪个男人愿意被结扎？人家说：“你自己看著办？你不结扎，好，我们来推倒你的房子。”那时候盖一个房子好几万块，他们说推倒就推倒，那是不客气的，你人躲起来，能把房子带走吗？还要把你们家的老人给抓起来，看你出来不出来？人家来了好几个男人，手里拿著铁锤子就要砸房子，把我爸爸给吓死了，就什么都答应。最后没有办法，我们交了罚款，我老公又去做了结扎。就算把这个老二生下来了。

这些事情我手里都有证据呀，我都带出来了。来到美国，我们申请计划生育迫害移民，把这些带到法庭上，让法官一看，就通过了。身分很快都拿到了，两个小孩子也很快办来了。

说到计划生育政策，小燕说：“中国是人太多，国家不控制不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数十万“偷渡客”以计划生育迫害拿到了美国合法身分，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国内仍然遭受计划生育迫害的同胞声援、抗议。

艺术家王鹏的作品

一个剥夺人权，残害妇女儿童权益的政策得以畅通无阻的实施三十余年，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和耻辱，对强权畏惧，对底层冷漠，可以说是自我阉割。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都不缺乏才华横溢者和聪明人，卑躬屈膝为权贵大唱颂歌以得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只是很难找出一个大声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勇敢率真人。

面对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国策，小说家莫言在妻子怀孕后，因为部队的压力，因为害怕失去工作，回到农村种地，就打掉了妻子腹中的孩子。自以为是中国精神贵族的陈凯歌先生神通广大，妻子陈红的二次分娩都是在美国进行，然后带回中国抚养。既生二胎，又避免社会非议，可谓斗智斗勇，石头大了绕著走的典范。早期还有点批判性，后来连续拍出烂片的张艺谋大师在偷生了三个可爱的孩子，被媒体暴光后，灰头土脸低头认罪：“我们错了，我们认罚。”乖乖交出七百多万的“社会抚养费”。真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曲能伸”，怪不得有人说张艺谋被行为艺术了一把。在这里我无意对这些名人说三道四，只是想问一句，做为公众人物社会精英，你们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面对国策的不公，你们有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大名鼎鼎的陈凯歌为何不敢象默默无闻的大学小教师杨支柱那样，为了自己的孩子在北京的大街上卖自己，公开嘲讽这个荒唐的、专横的国策？张艺谋为何不敢做一次英雄？面对电视镜头说：“我没有错，生孩子是我的权利。我不交什么社会抚养费!不!”如果莫言先生当年顶著压力生下那个超生的孩子，今天他的内心会少一份内疚和自责，可能会得到更多读者比他获得诺贝尔奖更有份量的敬重。

在鸦雀无声鸟无鸣中，在多年知识分子对计生国策集体沉默中，一个名不见经传，并没有显赫名声的北京艺术家王鹏多年来始终坚持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做为一个艺术家的道德底线。他拍摄了大量的被强制堕胎胎儿的照片，创作了计划生育系列作品，并收集到四个被堕胎胎儿的尸体完成《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堕胎胎儿之灵位》的创作。并与2014年7月17日将他的作品搬到北京宋庄的广场，进行了一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抗争行为艺术。体现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道德勇气和精神力量。他的创作无不冲击著我们的视觉，触动著我们麻木的灵魂，那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活著的人思考：计划生育国策就可以杀死母亲腹中的胎儿吗？我们怎么可以接受这样残害生命？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无意间在网络上看到王鹏的计划生育作品，非常之感动。我几番犹豫后试著问他：可不可以把你的作品编辑进这本书里？增加这本书的重量。因为我担心纸媒日渐衰落的今天，不能给他付一笔像样的稿酬。王鹏一口答应，随后不久，寄来了他多年奔走各地搜集，拍摄、采访的第一手资料。

七月十四日，一个普通的夏日，我收到王鹏的这些作品。我迫不及待的一个个打开看，无不触目惊心，无不令人心疼如绞，因为那是一张张被堕胎死去胎儿的照片，他们惨死于“流出来，堕出来，引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的计生战场，屠杀他们的是“爱民如子的人民公仆”和“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这个夜晚，我几乎一夜难眠，那些图片中的胎儿，更应该说是孩子，不断的在我眼前浮现，不停地对我诉说，告诉我他们的爸爸妈妈是谁，又告诉我怎么被打上毒针挣扎著死亡，告诉我他们多么渴望活著来到这个世界……。那个夜晚，我不时地啜泣，为那些还没有生，就死去的孩子。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啊！

虽然之前我叮嘱王鹏把图片处理成黑白照片，但是我看到的时候只能说“惨不忍睹！惨不忍睹！”我是一个连打针都害怕，不敢看见血的人。但做为编者，我逼迫著自己必须去看、对比、筛选这些图片。在我二十多年使用电脑的“历史”上，即是查看南京大屠杀、六四北京屠城、5˙12汶川大地震那些血腥悲壮的图片，我都没有发明出这样一个动作。看王鹏这死亡胎儿图片的时候，我左手摀住眼睛，右手轻轻地点击键盘，只在手指的缝隙匆匆瞥一眼。可那一眼足以让我灵魂出窍过目不忘。第二天，我写信给王鹏：“看这些照片，让我的心一次次被刀尖挑起。也可以想像和感受，你拍摄收集这些照片需要多大的胆量和勇气？”我不敢去体会王鹏所承受的情感痛苦和心灵折磨。可以说，看阅这些作品，这是一个普通人心理的挑战极限，除非是“特殊材料组成的钢铁战士。”可是，真正的男儿，面对淋漓的鲜血，不会背过脸去，不会保持沉默。

人权艺术家王鹏

这些作品，只是我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图片，可以让读者能够接受的内容。但我相信，读者能听到一个艺术家的怒吼、嚎叫和悲哭，能看见他的眼泪。

病蚌成珠，艺术作品是一个艺术家情感、思想和心灵的结晶，是无价的。勇气和良知是无价的。

在此，我想说句感谢王鹏，拍摄下那些宝贵生命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最后一张照片，以铁证谴责杀人的国策。我同时相信，若干年后，他的《驱除与对抗》将会是一个历史事件，一个个体抗争暴政的事件。在此，我想告诉王鹏，我的眼睛和你一起流泪，我的心和你一起淌血！

在此，让我对这个唐吉可德式的艺术家表示我的敬意！

血流成河时杀人知多少？

由于英特网的发明和手机的普遍使用，得以让以往发生在中国广大农村的、鲜为人知的、没有话语权的农村妇女在计划生育政策中遭受血腥强制暴力堕胎的桩桩案例得以暴光。让人们看见陕西冯建梅和她被杀死的孩子，看见河南王丽萍被堕下血肉模糊的孩子，看见湖北龚起凤被强制堕胎的孩子……

强制性计划生育是当今中国最有特色的一大暴政，古今中外，独一无二！这是国策下的国难！怀孕的母亲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不如有市论价的猪狗受人爱护，她们腹中的小生命被处决在世界上最小的刑场，装进塑料袋成为“祖国的医疗垃圾”，扔进河里，埋进土里。

根据卫生部2010年统计年鉴显示，中国一年计划生育人工流产人数最高时达到了1437万人，时间为1983年。2000年以来，计划生育人工流产手术多稳定在每年700万人左右，最高峰为2008年，人工流产人数为917万人。据一位长期从事此项调研的学者说，三十多年来，单单是被强制堕胎造成的死婴及孕妇死亡就在4000万以上。

中共计生政策施行三十多年以来，约有4亿胎儿被杀害，包括以刮宫、毒针等不人道手段。是世界上堕胎者数量最多的国家。如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在白宫作证时所说：“残酷野蛮的独生子女政策是目前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对母亲和胎儿来说都是非人的暴行。这是三十年来时刻在继续的天安门屠杀，从未停止过的纳粹屠杀！”

王鹏的《因果》

这些妇女受刑在病床上的照片令人目不忍睹，这些已经死去发不出声音的胎儿的照片让我心碎流泪。但是，我还是给自己鼓励要面对鲜血面对现实，把这些案例以“暴力堕胎”强制堕胎”等搜索词条在不同的网站打捞出来，按省籍加以编辑，彙集成书。呈现给中国梦中、盛世中、大国崛起中的人们。一个国家GDP世界第一，宇宙飞船上了天，奥运会金牌拿得最多……可是这么多妇女腹中的孩子是被强制堕胎的，我们活到二十一世纪还没有自主生育的权利，我们还会爱这个国家吗？还会感到骄傲吗？还会有做人的尊严和对生命的敬畏吗？

生育乃天赋人权，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是上帝的恩赐。绝对不允许由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组织以任何名义剥夺、践踏和杀戮。编出这本《被国策处决的胎儿》这本书，只因为我是一个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只因为那些被堕胎的是我的姊妹，她们流出的血，即我流出的血。她们被堕掉的孩子，即我被堕掉的孩子。这本书是这些不许出世的、没有留下姓名的、没有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的胎儿们的坟茔和墓碑。让我们低下头对他们默哀！对他们忏悔！对他们祈祷！停止计生！停止杀人！

2015年7月8日

鲁本斯的《无辜者的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