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介绍：《跨越国界的爱》
- Haiqing Wei
- Sep 25, 2025
- 10 min read
凌志韫教授访谈以及中美领养的议题
翻译、编写：魏海晴，奚卫国
《跨越国界的爱》（Love Without Borders）导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在快速全球化的浪潮中前行，而中美关系也在曲折中不断演变。三十余年的“一胎政策”，使得成千上万的中国婴儿——其中大多数是女孩——被遗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约有16万名中国儿童通过国际领养走入新家庭，其中超过一半进入了美国家庭。这些跨国领养故事，本应是爱与亲情的见证，却因政策的阴影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
《跨越国界的爱》（Love Without Borders）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作者倪文才曾任江苏高邮市干部，分管当地孤儿院，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那些因政策而被遗弃的孩子如何在世界的另一端重获家庭与关爱。倪文才不仅深谙中国社会现实，也与西方领养家庭保持长期交流，使他的叙述兼具真诚与独特的跨文化视角。
本书的英文版由凌志韫（Vivian Ling）翻译与编辑。凌教授是资深汉学家、汉语教育家和翻译家，曾任教于奥柏林学院和印第安纳大学，并主持过在台北、上海、昆明和北京的沉浸式语言项目。她的学术研究专注于语言教学和中国文化，代表性著作包括《美国汉语教育：20世纪回顾》。近年来，她将重心转向出版中国民间传说与传统文化的双语及大众读物。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中西交流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与领养议题有切身联系的人，她在16年的翻译与整理过程中，不仅与作者保持持续沟通，还邀请领养家庭与子女提供最新的叙述与见证。英文版因此在原著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既补充了历史背景，也回应了今日现实关怀。
《跨越国界的爱》并未回避弃婴、拐卖等敏感议题，却更强调苦难中闪耀的亲情与爱。书中的叙述展现了被遗弃儿童、领养父母与中国故土之间的深厚连结，凸显了跨越国界的人类情感如何超越制度、文化与政治的藩篱。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之际，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视角——民间层面的理解与共鸣。
这不仅是一部关于特殊历史的回顾，更是一份写给未来的礼物。它提醒我们：跨越国界的，不只是孩子们的身世，更是人类共同的爱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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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管上听凌教授介绍《跨越国界的爱》https://youtu.be/Z2hAeV3YYd0?si=Boq1Qx5Hp0mwwvG6
凌志韫教授专访：谈〈跨越国界的爱〉与中国国际领养
Matteo Damiani
2025年7月15日
问题1：您与倪文才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又是什么促使您决定出版英文版？
我与这本书的缘分其实始于美国的一群领养家庭。2008年，一些“高邮家庭”的美国父母开始筹划2009年在西雅图的聚会。倪先生在2007年出版了讲述这些家庭故事的书，并赠送给了每一个他能联系到的“高邮家庭”。对这些家庭而言，这是份弥足珍贵的礼物，因为它承载着他们所领养的孩子与中国故土间的血脉联系。然而，他们几乎没人能读懂中文，因此寻求志愿者来翻译其中的核心部分。
我本人对领养议题很感兴趣，于是主动接下任务，原以为几天就能完成满意的粗译。但我一开始着手翻译，就意识到这本书面向更广泛受众的价值。书中讲述了鼓舞人心的领养故事，此前却从未被出版物呈现过，理应让更多人听见。于是我下定决心，为西方读者编辑并翻译这本书。
事情往往不会按照我们的美好期待进行，我花了整整16年才使这本书得以问世。但欣慰的是，这些被领养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而我们也因时间的沉淀拥有了更清晰完整的视角，使得这本书更加深刻和丰富。
至于我于倪文才的联系，我在2009年计划了一次中国之行，于是特意取道拜访了倪先生和他所管理的那所孤儿院。正是那次会面促成了我们共同推进英文版的决定。
问题2：您本人曾领养过一名中国女孩，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您翻译《跨越国界的爱》的决定？
我的学术生涯主要是为美国大学生主持在中国的留学项目。我一直深信沉浸式教育——“要洗澡，就要走到喷头下，把自己彻底淋湿！”许多学生践行了我的建议。作为主任，我自己也没有置身局外仅仅旁观，而是与中国社会中的具体个人建立联系。
我的领养经历不算典型，因为我收留在身边的是一位青春期前的女孩，而且这个“领养”从未完成法律程序。事情起始于我帮助北京的一个外来务工家庭，但最终却把他们的“留守女儿”带到了美国。如今，她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在西雅图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她来到美国加入我们的家庭正是在我着手翻译《跨越国界的爱》的几个月前。所以我的这段领养经历显然也是促因之一。
问题3：这本书最初是为中国国内读者撰写的，而且涉及一些政治上的敏感问题。您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把2007年出版的中文版，也就是距今已经18年的内容，编辑和补充，使之适合当代全球读者。作为编辑，我必须让其中的历史内容在今天仍具意义，同时平衡中西方的视角。立足于2025年的回顾让全书得以更清晰、客观与包容，这是在2007年无法企求的。这主要体现在序言和第六章的最后三篇故事“高邮领养家庭的声音”中。
从中文翻译到英文又是一类不同的挑战。逐字直译谁都可以做，如今AI也能完成。但像这样的作品，需要译者对两种文化都有敏锐的感受力，能读懂字里行间的含义，并理解译文读者会如何解读文字。作为一名拥有半个世纪中译英经验的双语/双文化学者，我能够应对这些挑战。
在翻译《跨越国界的爱》中文原著时，我不断与作者倪先生沟通，经常问他：“您当时真的是这个意思吗？”甚至会问：“您是否愿意在2025年的英文版里修订2007年所写的某些内容？”换句话说，我把翻译的过程同时变成了一次编辑。
问题4：您在书中加入了领养儿童和家庭的最新叙述。您是如何选取这些当代声音的？
实际上，我联系了所有领养家庭，征求他们对这本书的意见。我请求他们允许我引用他们的讲述、使用他们的照片，并邀请他们提供最新的信息。最后，这并不是在众多自愿提供的当代声音中进行“挑选”，而更像是一个“招募和促成”的过程——我希望能够纳入那些能够拓展本书视野的声音。于是，我也联系了一些原著未涉及的人士——领养社群中的成员、记者、纪录片导演和作家——让本书的核心故事有更完整的背景。
问题5：书中涉及了一些更具争议性的内容，例如拐卖、被迫弃婴，或者地方层面的腐败。您是如何在清晰呈现和适度克制之间取得平衡的？
“一胎政策”时期中国领养中的阴暗面，西方媒体早已大量报道。由于西方市场偏好“猎奇”题材，加之新闻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商品，这些争议话题往往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关注。而《跨越国界的爱》呈现的，则是那些被负面报道所掩盖的领养故事中的积极一面，从而为公众认知带来亟需的平衡。
但我也不希望这本书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在序言中，我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概览，其中包括对负面现象的承认，并将全书的主体故事置于“好、坏、丑”并存的完整背景之中。这样做的重要目的，是避免读者怀疑这本书在“粉饰”他们曾经听闻并相信的中国领养故事。我希望读者把它看作是一个他们或许从未听过但同样重要的另一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被领养的孩子能够看到并拥抱自己身世中光明的一面。
问题6：书中有几个部分探讨了在领养孩子中保存或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努力。从您的角度看，这些努力在现实中效果如何？
这个问题我有两个不同的答案，取决于这些努力的目标。
领养父母们付出了巨大努力，希望给予他们的中国孩子一种归属感。他们知道，孩子在血缘上属于中国，在文化上却扎根于美国，迟早会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因此，他们想展示自己同样拥抱中国文化。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会为身为中国人而自豪，而不必在两边中做出选择。对许多领养孩子来说，身份认同的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完全解决，但我认为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两种身份之间的裂隙。在理想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将两种身份充分融合，获得一种“1+1>2”的优势。因此，如果领养父母的目标是帮助孩子在身份认同的探索中与中国建立起联系，那么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至于领养孩子们能否保留或重新发现中文和中国文化，这取决于教育环境、领养父母所提供的机会，以及孩子本人的兴趣。这对被领养的中国孩子是如此，对华裔移民在海外出生的孩子也是如此。两者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但后者有家庭环境可以自然地习得中国文化，因此比领养孩子们更易于“耳濡目染”地汲取。我知道有一些领养孩子，他们在中文和中国文化上都臻于娴熟，这往往源于他们主动寻根的努力。许多领养孩子不寻求达到如此高的中文水平，但那些确立这样目标的，大多数最终都实现了。
问题7：从2000年代初到今天，您是否注意到领养孩子们的叙事或身份话语发生了显著变化？
过去二十年里，领养孩子及他们家庭的生活经历了许多事情，关于国际领养的来源和过程背后更多真实的情况也浮出水面。2000年代初，领养家庭的叙述主要基于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而被领养的孩子们则在家庭温暖、安全的怀抱中成长。随着他们长大并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接触，身份认同问题逐渐浮现，使得本来人人都会经历的“成长的烦恼”对他们来说更加充满挑战。这些艰难经历可能也是一些家庭不愿为这本书更新叙述的原因。
2000年代初，所有叙述几乎都来自领养父母。但随着领养孩子们逐渐成年，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许多领养社群的组织也将关注点从父母转向了孩子们，越来越多的叙事和对话直接来自他们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者倪文才早在2007年就预见到领养可能带来的长期心理影响。他研究过更早一代美国家庭领养韩国儿童的浪潮，并在书中的第二章讨论了这一问题。他也对中国领养孩子们的未来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远瞻。某种意义上，他在2007年写下这本书，并把它赠送给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美国领养家庭，就是想由此开启一场对话，以帮助这些孩子们在未来应对身份认同问题。
问题8：在翻译过程中，除了倪文才的原始材料，您是否还参考过其他机构性的来源？比如政策文件或学术研究？
早在2008年参与这本书之前，我就对中国儿童的国际领养很感兴趣，因此一直跟进着这一领域的所有出版物。当我在2024年开始为出版而编辑和翻译此书时，我查阅了几乎所有相关的中英文资料，就像在写一篇博士论文一样。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增加额外的内容，而是为了进行事实核查，以保证客观性和准确性。但这个过程确实带来了不少新的内容，使得中文版原作在完整性和平衡性上得到了补充。
问题9：在美加领养家庭写给您的信件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最打动我的，是那几封来自领养子女本人的信。那些文字直抒胸臆，没有任何修饰。领养父母的信则展现了他们极其渴望与他们孩子的祖根保持联系的心情。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追溯到倪文才所管理的那所孤儿院。倪先生最初连起了这条通信纽带，是因为他渴望与那些移居到地球另一端的“高邮的女儿们”保持联系。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书信往来搭建起了一座持续对话的桥梁。而随着中美政治紧张加剧，这座桥梁的意义更显珍贵。
问题10：您是否与书中提到的一些西方家庭有过直接接触？如果有，这是否影响了您对文本的理解？
正如我在回答第四个问题时提到的，通过电子邮件，以及“高邮孩子的家庭”脸书群，我与书中提到的所有家庭建立了联系。其中，与查尔斯·戴（Charles Day）一家，以及第六章最后三篇故事中的家庭联系更为密切。正是这些深度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本书最终的呈现。除了大量的书信往来，我们还通过Zoom见面。戴家在书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甚至出现在封面上。我们曾在西雅图一起共进过一次“家庭式”晚餐。至于那三篇个人故事的作者，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编辑，还共同执笔，甚至有些部分是我代写的。
问题11：在众多关于“一胎政策”时期中国儿童领养的出版物中，《跨越国界的爱》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跨越国界的爱》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书籍，是因为它独特地融合了中西方的视角。“一胎政策”时期的中国儿童领养是一个敏感又颇具争议的话题。它既涉及政治，也跨越文化，因此很难达到公正、平衡的呈现。在众多英语书籍、文章和纪录片中，只有两部作品算是例外——一本书和一部纪录片，而且都是由移居西方的中国人创作的。
《跨越国界的爱》的中国作者曾在澳大利亚留学，是一位具备国际视野的学者。该书的中文版原本就因为作者与西方领养父母的交流而带有双边视角。而如今的英文版，是在中国作者与一位美国编辑/译者的合作下完成，则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中西方视角的融合。在当今美中关系空前紧张的时代，这样一本聚焦两国民间关系，并以敏感而平衡的方式处理争议性话题的书，无疑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问题12：您如何设想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您希望他们能从中获得什么？
这本书面向英语读者，但我也希望在日益增多的具备英语阅读能力的中国本土读者中有一部分受众。当代中国人对西方视角有兴趣，他们也有能力通过英文资料直接了解这些视角。
我希望中国与西方的读者都能把《跨越国界的爱》中的故事视为双方可接受的真实，并且希望他们愿意共同探讨这一敏感话题。这本书应该能够提供一个平台，来促成这种对话交流。
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成为这一议题的终极定论，本书也绝无此意。“一胎政策”的执行过程复杂多样，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差异极大。作为其副产品的国际领养，也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迥异。《跨越国界的爱》所呈现的，其实只是中国的一个相对富裕地区中一所孤儿院的经验，并没有涉及西方媒体常见报道中的腐败现象。但我希望读者不会因此认为这本书是在透过“玫瑰色眼镜”去美化现实。
最后，我希望被领养的中国孩子及其家庭，能够从自身的历史中汲取一种自豪感，并在面对身世与身份的复杂问题时，从书中获得一些道德和精神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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